第三条道路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14-03-20 22:12:32进入社区来源:昆明日报-昆明信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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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许多上海人而言,杭州就像自家的后花园。十多二十年前,从上海到杭州的路并不好走,尤其是必过的枫泾那段,狭窄不说,还总是坑坑洼洼,底盘低的车很容易中招。虽然如此,我还是不下百次地到过杭州,以至于我的杭州朋友开玩笑地称我为杭州荣誉市民。后来,有了沪杭高速,因缘所致,我反而去得少了。

    到了杭州,西湖是必去的,有时就住在湖边的“汪庄”或“刘庄”,依着西湖,与朋友喝茶谈天,或吃酒说地是件很惬意的事,仅此,足矣。故在杭州,我并不东游西荡。

    除西湖以外,我去得最多的恐怕是西泠印社,去那里的原因是因为有李叔同的印冢在。我并不在意印冢里是否还有印章或其他物品留存,有种说法言:冢内早就空无一物。对我来说,印冢是种象征性存在,它能唤起我遗忘的忧伤之情,不知为何,在那些年里,在日常生活中,我已变得不会忧伤,而李叔同的印冢能唤醒忧伤的情思,何至于此?至今都难以说清。

    李叔同是持戒的,他的虔诚与决绝是常人无法理解的,故尔,对他的遁入空门,猜测多多,阐述多多,有点像对王国维投昆明湖的聒噪,这类非正常行为,以正常逻辑解释,能不南辕北辙,徒添烦乱?

    我曾见过李叔同年轻时代的剧照,也看过他的书法,才情飞扬,与他入佛之后的圆润、内敛完全不同,当可判作二人所书;他的篆刻,我在钱君陶先生处也有所见,都是他先前的作品,入空门后的作品难觅行踪。

    李叔同所生活的时代,用“山奔海立、沙起云行“形容之,当不算牵强,这已不是一个鼎革朝代的时期,而是更新中华传统意识的时代,是中华自有记载以来,从未有过的岁月。身处这样的时代,李叔同选择了传统的避世方法——寻道。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有“成者为儒,败者(或遁者)求道”之说,相比那些官场失意者的装神弄鬼、蝇营狗苟,李叔同自我得多,坦荡得多,也真诚得多。而我,只是对他的一腔才华,在崇敬之余深感惋惜。

    如果说李叔同是中华知识精英生命状态的一种极致表达,那么,还有一个人就是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楷模,他便是李鸿章,位及人臣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响当当的名头,让无数人心向往之,“汉奸”、“卖国贼”之类都不重要,尤其在今天,人们了解了李鸿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细节之后,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大环境下,李鸿章的功成名就能不让人惶惶然,而又骎骎然。

    李叔同与李鸿章两人,皆出身富贵,自身都属才华横溢之辈,两人的生命历程却截然不同,这种不同代表了中华知识分子的两种选择,或出仕,或求道。除此以外,似乎没有第三条路可行。

    而王阳明、顾亭林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个异数,他们的生命历程不具有代表性。

    写《全球通史》的L·S·斯塔夫里阿诺斯曾推测: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之所以不能产生独立的知识阶层,是因为没有相对世俗权力而言自主的祭司阶层的存在。且不论这个推测是否准确,中国缺乏公共知识分子,却是全世界的共识。知识分子只有委身于权力,才能求存,才能施展抱负,这也是历史证明了的事实。

    时移世迁,21世纪的振海潮音,如雷贯耳,循途守辙蹈及前人,绝非明智之举,更何况,无论是经济状态,还是思维能力,我们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可以有第三条道路的自主的时代。

编辑: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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