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抗日秘史(二十七):鸦片战争后中国首次跨国受降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10-09-21 21:18:13进入社区来源:昆明信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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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城内举行抗战胜利大游行

第一方面军卢汉将军(中)向日军宣读受降书

  ■历史记忆

  越北受降

  日军在越北投降的各方面大致情况是:河内1.18万人,海防1.3万人,顺化等地0.8万人,共计3万余人,加上日军亲属、日商共约8万人。武器装备为步枪,轻、重机枪,手枪,火焰喷射器等4万余件;山炮、步兵炮、加农炮、要塞炮800多门;战马600多匹;飞机10架。遣返日军的工作从1945年10月起至1946年4月全部结束。土桥勇逸等189人被列为战犯,交由国民党政府广州行营审判。

  泰国、老挝16度纬线以北的日军,也在卢汉的指挥下,由国民党中央军九十三师吕国铨部在永珍(即老挝万象)受降。入越的云南将士还在河内从日军手中接受了3座盟军战俘营,解救出包括法军参谋长在内的4000多名法国官兵,以及从新加坡押来的两百余名英军和印度籍官兵。

  河内城万人空巷围观日军狼狈状

  鸦片战争后中国首次跨国受降

  中国第一方面军入越受降总部设在越南总督府(日军占领越南前为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海军中将古德的住宅)。

  按照当时中国陆军部的规定和尹继勋率领前进指挥所筹备的情况看,卢汉认为受降仪式举行得越早越好,最迟也不能超过9月25日。然而,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打乱了他的计划——以宋子文为院长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背着中国入越受降军队炮制了《占领越南军事行动及行政设施十四条》(以下简称“十四条”),出卖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利益。

  受降遇阻,蒋介石意在改组云南政府

  中国军队入越之前(中国陆军总部)已按《波茨坦宣言》等国际宣言的有关规定拟定了受降决定。这个决定既未将法国作为交涉对象,更谈不上再把越南交给法国统治。因为1940年日军入侵越南后,法国投降即丧失了殖民统治的地位。1942年3月9日,驻越日军突然以武力解除了所有法军武装,并将他们拘禁在河内军营内。驻扎在中越边境的部分法军也纷纷逃入中国云南境内。而越南人民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创建了越南独立同盟,并在日本投降前夕举行了1945年“八月革命”总起义,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了临时政府,宣布与法国脱离关系,废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法国在越南的一切特权。在胡志明的领导下,越南人民对入越受降的中国军队表示热烈欢迎,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体现了中、越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以宋子文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炮制的“十四条”,不仅只字未提中、越两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相反责令卢汉等人答应法方入越的要求,事事“均须与法国商洽”,并要中国军队对法方的一切行为“不加干预”;对法方与越南的冲突也须“严守中立”;并且规定:滇越铁路的权益和华侨地位问题,“在政府未做决定之前,不必发表意见”。实际上等于完全拱手相让中国军队入越受降的胜利成果,同时亦使越南再次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因此,当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代表凌其翰把“十四条”呈交卢汉阅后,卢汉当即怒不可遏地拍案指出:“从1944年开罗会议至今,根据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元帅的多次提议,蒋委员长也一再表示,同意将越北由我方代表国际暂时托管。这一点也得到了越南方的认可。”

  “现在为什么变卦了?”卢汉要凌其翰去重庆向蒋介石当面请示。其实,他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国民党政府抛出丧权辱国的“十四条”,正是蒋介石既要讨好法国殖民者,又想利用它打乱入越受降的计划,拖住入越的云南军队,争取时间,最终收拾龙云,改组云南地方政府的“一石二鸟”的阴谋诡计。

  为国争光,鸦片战争后首次跨国受降

  越北日军的受降仪式因为“十四条”一波三折,一直拖到1945年9月28日才举行。

  关于中国军队此次受降仪式的情况在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代表朱契所著的《越南受降日记》中有一段颇为详细的记载,“拂晓即起,凭窗而望,即有中国军队千余人组队而过”,“河内各进出街道,气氛极为森严。9时30分,驱车赴总督府。府前广场上悬挂中、美、苏、英四国国旗”,“总督府正面楼上中国国旗高挂”。受降大厅“上首为中国代表第一方面军卢汉总司令长官席,左右坐马瑛、尹继勋正副参谋长;下左为盟军代表席,右为中国高级将领席,后为来宾和记者席。越盟党政派高级官员观礼。上午10时正,日军土桥勇逸及海、空军代表和酒井千域参谋长、川国直服师团长等6人,面带忧戚之色,北向站立。卢汉入席后根据日军在南京签订的投降书,宣读条文,交土桥签字,签毕即退席。卢司令长官即宣读布告,并译成法文和越文”。这个措词得体的文告,宣布中国受降军队为越南人民之友人和解放者,而非越南之征服者和压迫者,要求“各级行政机构一仍旧惯,互相发挥效能,维持秩序。”对于破坏此种秩序之企图及行为者,“不论其种族、宗教,均一律严惩”,极大地安定了越北人心。当卢汉宣布将入越日军第三十八军团番号取消时,大厅内“欢声雷动”,人们纷纷向卢汉表示祝贺。

  朱契在《越南受降日记》中还记录道:“是日(即9月28日),华侨观者特众,有早已古稀由孙辈搀来者。”总督府前水泄不通,河内城万人空巷,争相观望日军之万分狼狈状。当土桥等人步出总督府时,“痛遭唾骂”,人们涌上前去,愤怒到极点的群众忍不住用石块向他们打去……越南人民和华侨民众“今日得瞻长官(指中国军队及将领)威仪,宜乎其兴奋异常”。

  卢汉领导以云南将士为主的中国军队跨国入越受降的军事行动,为国争光,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国内和外电纷纷以“抗战常胜之师(指滇军)接受侵越敌寇投降”、“普天同庆,举世同贺,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四强”等为题作了报道。事隔60多年后,很多研究抗战史的专家学者指出: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120万侵华日军,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正式签字,向中国战区无条件投降。在这前后,中国有两次最具历史意义的受降活动,一次是1945年8月25日在台湾省台北市举行的受降典礼,中国战区代表陈仪将军,代表中国政府将从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了半个世纪的台湾省和所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重入中国版图,一切土地、人民和政要置于中国的主权之下,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一次就是入越受降,成为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作为胜利者,跨国接受战败国日本军队的无条年投降。

  40年抗争,收回滇越铁路云南段路权

  全长465公里的滇越铁路云南段从1903年开始修建,1909年4月1日正式通车后,一直是法国殖民者向中国进行扩张和掠夺的工具,吸吮了云南大量的财富。仅从1919年到1938年,法国从滇越铁路掠走的云南锡品就达234242吨,价值白银2.93845923亿两,只此一项,就约合法国修筑滇越铁路云南段投资1.5亿法郎(当时折合白银2000多万两)的10倍以上。

  这段铁路肥了法国殖民者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留给云南的是一幅灾难更加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图景,激起了云南人民风起云涌的夺路斗争。1940年9月,日军占越南,法国屈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胁迫,中断了滇越铁路的跨国运输并与日本缔结条约,允许日军在越南登陆后,假道滇越铁路进入中国。云南各界提出了强烈抗议,次年1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接管滇越铁路云南段,同时急电川滇铁路线区司令部将河口到茨村(后延长至碧色寨南端岔口)177余公里的铁轨拆除,并炸毁南溪河上的河口中越铁路桥,以防止日军由此北进。

  1945年9月28日,中国军队入越受降后,法国在中、越两国早已毫无立锥之地。在云南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呼吁下,中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决定收回滇越铁路云南段的路权。经中、法两国多次谈判,1946年2月28日《中法协定》在重庆举行签字仪式。这个协定以国际法的条文对中国在滇越铁路云南段的权益作了明确规定:自1903年修筑的滇越铁路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中国境内昆明至河口一段的所有权及其材料和设备,照现状完全移交于中国政府,由中国政府赎回;赎回之款由法国政府垫付,借以补偿1940年中国政府及人民因日本干涉致使滇越铁路运行以及海防港被封锁所受之物资损失。”对于滇越铁路的跨国运输,“法国政府同意于海防港给中国货物之通行予一切必要的便利;凡取道滇越铁路的中国货物,自中越边界至海防,免收关税,自由通行,中国货物经越南铁路免一切过境税。”

  云南人民经历了40年之久的夺路斗争,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这是近代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以云南抗日将士为主的中国军队入越受降的一个重大胜利成果。(都市时报 特约撰稿 李晓明 詹霖 顾问单位:云南陆军讲武堂 昆明市档案馆

编辑:朱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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