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开启云南改革开放新征程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09-12-21 16:24:07进入社区来源:昆明信息港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会议,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共云南省委带领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从实际出发,全面开展拨乱反正,推动云南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为全面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1977年2月,中共云南省委成立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办公室,领导开展揭批查运动,联系云南实际,批判极“左”思想的错误理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全省共召开大、中、小型揭发批判会3万多次,参加会议的共约2000万人次。通过揭发批判,初步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重大问题的大是大非,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而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云南省主要在宣传部门和专业理论工作者中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8年8月,省委宣传部主持召开讨论会,研讨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这次会议成为全省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开端。此后,昆明、红河、临沧、保山等地相继组织了一些讨论。随后,省委党校在干部轮训班组织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11月3日,省委召开农业科技人员座谈会,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在会上讲话,强调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月15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安平生代表云南省委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消息。当日,省委在昆明召开理论座谈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在全省的讨论活动中,《云南日报》刊登了系列文章,对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只有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解决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还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1979年1月,云南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打破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状况,继续广泛深入地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教育。此后,全省各级党委都召开了干部会议,联系实际传达学习全会精神,初步清理了“左”的思想。1979年8月,云南省委决定在全省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全省各地陆续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教育活动,对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起到了积极作用。

  云南省委还结合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积极开展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理论教育,澄清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是非。1979年8月,省委宣传部组织召开“阶级斗争问题理论讨论会”,联系云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边疆民族地区搞“政治边防”、“第二次土改”等造成的恶果,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进行分析论证,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此后,全省各地都相继开展了类似的理论讨论,加深了广大干部对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的认识。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云南省委及时作出了部署,结合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认真组织各级干部进行学习,进一步推动并完成了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平反冤假错案与落实政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加强云南省委领导班子,任命安平生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省革委主任,这就为云南从组织上进行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2月16日省委成立了由省委副书记张铚秀为主任的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各级党委和省级各部门积极投入揭批查的斗争。3月,省委和各级党委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并指定一名书记分管。6月,省委召开有关落实政策的会议并下发一系列文件,使落实政策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到1978年4月底,全省落实各项政策达到18.6万多人。云南省委对全省性的一些政治大假案和冤案,也都作出了平反决定,在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1979年1月,云南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16个重大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极大地推动了云南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主要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解决相关的问题;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复查,着重对反右派、反右倾中错划的右派,错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平反改正。同时,对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了检查验收工作;落实原云南地下党、“边纵”人员的政策;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支持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发展组织,发挥他们的作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把原属于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分出来。另外,对农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进行了摘帽工作;1987年至1992年,对落实政策中各方面的遗留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全面解决。云南省委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在全省军民中广泛深入地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抓紧进行落实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加强了全省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

  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云南妥善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和人民内部的大量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活跃了党内外民主生活,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全省安定团结,从而保证和促进了全省工作重点的转移。

  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1977年后,云南省委、省革委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大和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大力宣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在工业、农业、科学、教育等方面进行动员和部署,为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的转移准备了初步的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发展给予了特殊的帮助,在民族地区及时调整、放宽政策,帮助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实现休养生息。与此同时,着手抓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农业生产上,省、地(州)、县三级组织动员各行各业全力支援农业,狠抓以治水治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机化肥建设,领导带头深入基层,10万干部下乡,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和群众一道抗旱,努力使灾害造成的损失尽量减少。197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工业生产上,1977年省委派出有5000多人参加的600多个工作队,分赴厂矿企业,帮助企业进行整顿,调整和加强了领导班子,初步建立和健全了企业规章制度。经过两年的工作,工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求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的中的失误,认真清理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用3年的时间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把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在这个重要历史转折关头,云南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方针政策,结合云南实际,努力推动全省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云南省委、省政府着力提高全省干部群众对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认识,集中力量加快发展农业。1979年3月,省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根据中央精神并结合云南实际,拟定了《关于当前农村几项政策的补充规定(试行草案)》,确定在农村建立切实可行的生产责任制,有条件的地方,应积极实行定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扩大社员口粮中按劳分配部分,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粮的比例可以“三七开”、“四六开”;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为使农民休养生息,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1979年8月云南省委召开工作会议,确定将当年的公余粮任务由原来的24亿斤,减为17.5亿斤。其中征购基数为15亿斤,从1979年开始,一定5年不变。此外,还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指示精神,提高了粮食、油料、甘蔗等10多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农民得到了实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79年11月,云南省委召开山区民族工作会议和边疆工作会议,研究进一步解决建设山区和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的问题,强调要对山区自然条件、经济规律和民族特点,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按照山区的客观规律和民族特点,采取群众可能接受的办法,在国家帮助下,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使山区、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会后,省委开始突破了不许搞包产到户的规定,准许100万人口的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可以单干。1980年4月以后扩大到1000万人口的边疆和内地山区。1980年以后,第二次减免了边疆和内地贫困落后山区的公余粮,边疆县人均稻谷400斤,杂粮300斤,人均分配收入50元以下的生产队,免征农业税。增拨特殊补助金、扩大民族地方的财政权和民族贸易“三照顾”的地区范围。根据不同民族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落实生产方针,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1981年底,边疆民族地区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同时,恢复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由于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调动了少数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云南省委、省政府调整了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加快轻工业的发展,对部分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重工业的调整,主要是加强薄弱环节,调整了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重点抓了电力、煤炭、建材等薄弱环节,以及短线产品的生产。加快轻工业发展,主要是积极发展市场需要而又有资源优势的轻工产品,重点抓了食糖、卷烟、造纸、毛纺、化纤、皮革、橡胶制品、日用工业品等的发展。同时从政策措施上促进农副产品原料的生产,保证优势轻工业产品对原料的需要。重视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尽快恢复原有传统产品,发展新品种,优先安排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挖掘现有轻纺企业潜力,搞好挖潜、革新、改造。逐步开展企业整顿,恢复和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能力。调整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

  这次国民经济调整,是经济工作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政策措施的一次重要的拨乱反正。通过调整,把国民经济基本上纳入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宣布,自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的历史性转变已经胜利实现。云南同全国一样,实现了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变。(云南日报 杨林兴)

编辑:朱文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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