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曲忧郁的《芦笙恋歌》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09-11-24 18:54:39进入社区来源:昆明信息港

彭荆风(右)和少数民族在一起 翻拍

  军旅作家彭荆风:

  扎根云南六十载

  用半个世纪勾勒滇西抗战

  在昆明市西坝路一条小巷里的一幢青砖楼房里,彭荆风住了近30年。彭老的客厅里全是书,而各种门类的书中,又以军事书居多。云南的军旅文学发轫于上世纪50年代,曾在全国风云一时,涌现了寒风、冯牧、苏策、公刘、白桦、彭荆风等大批优秀作家,他们为云南这块边地赋予了文学的韵味,流淌出诗歌一样的情怀。也正是云南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给了这些军旅作家一份独特的滋养,给他们以文学的灵感和性情滋养。文坛宿将彭荆风在滇60年,写了60年的云南边地军旅作品,这份因军旅文学而与云南结下的不解之缘也陪伴他一生。

  “没有生活是写不好东西的”

  1984年,建国三十五周年国庆阅兵式刚举行完不久,11月1日,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表达了党中央下定的决心:中国军队裁员一百万!“一批本来可以提拔使用的干部失去了机会……多年的老部下,包括一批很有发展前途的干部将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作为他们的首长,张铚秀和谢振华有一种沉重的欠账感。”这是军队作家袁厚春在其《百万大裁军》里的一段文字。张铚秀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在这部报告文学中,他用大量篇幅记录了昆明军区的整编。

  那年,时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彭荆风正在老山前线。当年,他写下了多篇散文和小说。昆明军区边地文学在彭荆风的带动下可谓“生机盎然”。这次大裁军,作为军人,难免会有些怅惘,但这并没有影响彭荆风的创作热情。1985年,昆明军区并入成都军区,彭荆风调往成都军区任创作室主任,他和他带去的一批军旅作家,使得成都军区在全军名声大振。

  彭荆风之所以对军旅文学如此厚爱,缘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云南边地文学的萌芽和发展。1950年春,陈赓、宋任穷两位将军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的20万大军进入云南时,这支部队虽然拥有许多赫赫有名的战将,却没有一个知名作家,只有一批为陈赓将军所器重的新闻记者。

  1951年前后,部队分驻于云南千里边防线上后,虽然还有剿灭残剩土匪的任务,但大的战斗已经过去,一些热爱文学的人叩响了文学之门。部门中首先把散文通过新华社电稿播发给全国的,是时任新华社十三军支社的社长冯牧。为纪念人民解放军渡江一周年,他在1950年4月写出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接着,新华社军事记者寒风推出了小说《党和生命》。苏策的《生与死》也出版了。这些作品开了云南军旅文学的先河。

  “那时我就发现,原来我们的笔并不仅限于写新闻报道,还可采用另一种更有深度和生动形象的文艺形式来表现。”1950年,21岁的彭荆风随大部队从江西萍乡来到云南,在解放军第四兵团《文艺生活》任编辑,身边战友的文学热情感染了他,他也在工作之余开始写文学作品。初到云南,彭荆风对这块边地并没有感性的认识。1952年初,他奉命采访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在梅里雪山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让他深受感动,随后,他就以生动优美的笔触写下了纪实文学《搏斗在梅里雪山》,此文后被西南地区唯一的文学期刊《西南文艺》作为重点作品刊用,并被多家报刊转载。文章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彭荆风还是感到很遗憾,“如果自己也是雪山部队的一分子,就不光是写一篇几千字的报告文学了,那完全可以写一本小说。没有生活是写不好东西的,我始终坚信这一点。”彭老说。

  那一曲忧郁的《芦笙恋歌》

  “阿哥阿妹的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这首名为《婚誓》的歌曲想必没有人会陌生,它被传唱了近60年,这首歌是电影《芦笙恋歌》的主题曲。而这部电影正是由彭荆风的小说《当芦笙响起》改编而成。

  1951年,因为体验生活,驻滇部队的新闻记者都走进了云南边地,开始真正深入生活。这时,许多军旅作品都将云南边地少数民族的生活融入其中,体现军民鱼水情深的军旅作品开始涌现。诗人白桦因为较早南渡红河,写出了短篇小说《竹哨》,这是云南第一篇以战士和少数民族关系为题材的作品。之后,一些边地诗歌和小说开始涌现。

  边地文学的风生水起,让当时21岁的彭荆风振奋不已,他知道要写好边地军旅文学,必须去边疆部队,融入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1952年,彭荆风离开了《文艺生活》编辑部,来到澜沧县、西盟县一带。而在这一期间,其他军旅作家、诗人也离开昆明,开始向边地行进。

  《芦笙恋歌》就是彭荆风在1952年至1956年间完成的。1952年,澜沧县正在开展剿匪斗争,因距昆明路途遥远,彭荆风背着行军包,与西行的马帮走了10天才到思茅(今普洱市)。“行路难啊!真正是翻山越岭,我随时都在想,云南的山太大太高了,什么时候能不背包就好了。”夜宿荒山时,他睡在马驮子下;中午只能吃一顿干粮,却要走几十公里的山路,但还是要咬着牙坚持下去。彭荆风随马帮从思茅又走了10天来到澜沧,之后走了三天,才到了当时部队驻扎的大黑山。

  “我在驻澜沧的部队工作时,从呜咽的芦笙中感受到了这个民族积压已久的忧郁!”1952年的一天,彭荆风随部队深入原始森林,追捕土匪。夜里,部队就在土匪遗弃的小窝棚前过夜,为了打发时间,彭荆风请做向导的一位拉祜族汉子谈他的生活。“他说得很多,我问得很详细。谈及那苦难的过去,这个汉子泣不成声,如同芦笙在呜咽。我想,边地少数民族过去的生活,是人们所难以想象的,我应该尽力把这些描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关心、爱护他们。”

  1953年秋,彭荆风把那个拉祜族汉子向他叙说的故事写成了短篇小说《当芦笙响起的时候》:一对拉祜族青年男女在相爱过程中遭遇不幸,长久离别后在解放军的帮助下重逢。小说在军区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但在向外投稿时并不顺利,北京一家刊物的编辑在退稿信上说“这只是属于猎奇类的故事”。“我不服气,我是真诚地写拉祜族人的苦难,怎么会是猎奇?”1953年4月,恰遇殷白同志主编的《西南文艺》约稿,彭荆风这篇小说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同年,白桦写出了《山间铃响马帮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云南第一部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后来被改编成电影。

  1956年7月间,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于彦夫给彭荆风写了一封信,说他想将《当芦笙吹响时》拍成电影。1957年末,由彭荆风、陈希平担任编剧、于彦夫担任导演的电影拍出来了。由雷振邦作曲、于彦夫改词的《婚誓》也诞生了,并一直传唱至今。之后,彭荆风又与林予、姚冷合作了电影剧本《边寨烽火》。

  《驿路梨花》飘来阵阵清香

  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间,云南边地文学的优秀作品当推由彭荆风书写,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三个月的《廘衔草》、《师长在向士兵敬礼》以及苏策的《远山在落雪》。

  “十多年前,有一支解放军队伍路过这里,在树林里过夜,半夜淋了大雨。他们想,这里要是有一间给路人避风雨的小屋就好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就砍树割草盖起了房子。他姐姐恰好来这边山上拾菌子,便好奇地问解放军叔叔:‘你们要在这里长住?’解放军说:‘不,我们是为了方便过路人,是雷锋同志教我们这样做的。’他姐姐很受感动。从那以后,常常趁砍柴、拾菌子、找草药的机会来照料这间小茅屋。”这段充满温情的文字在1979年后扎进了学生们的心里,它来自彭荆风的《驿路梨花》,这篇文字后被选入全日制初中一年级课本。

  《驿路梨花》是彭荆风1977年冬发表的第一部反映军队与边民的作品。彭荆风曾经在云南哀牢山中生活和行走,他不能忘记那些纯朴的哈尼族群众。1977年的一天,他一口气写下了这篇散文。

  作为一个“外来作家”,彭荆风就此扎根在了云南,也带动了许多年轻的优秀军旅作家。云南作家丁光洪是大理白族人,18岁参军,之后他在彭荆风的引导下,开始创作军旅文学。“从读书时看了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芦笙恋歌》,印象实在是太深了,这也是后来我执著于从事云南边地军旅文学写作的原因。”

  丁光洪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昆明军区任创作员。老山战役1984年4月28日打响,时任军区宣传创作室主任的彭荆风告诉他:“只有生活才有创作,你去前线体验才能写出好作品。”于是,丁光洪随军去了老山前线,他跟着战士们扛着枪走遍了各个战场。1985年,丁光洪把自己在枪林弹雨中的体验写成了报告文学《火网下的士兵》,这篇3万字的报告文学1987年被《中国报告文学》刊用。

  丁光洪在1993年就写了《国门之魂》一书,该书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老山前线士兵的真实生活和战争的残酷。丁光洪忘不了,有一次,一名战士因为扫雷,被地雷炸断了双腿。“当晚我去看他,当时没有床了,我睡在他的床,感觉湿乎乎地,早上起来,原来我睡在一摊血上。”他被战士的坚强打动了,他曾6次进入雷区,“战士不怕死,我也不怕死!”1994年至1998年,他用四年的时间写成了《中越边境大扫雷》一书,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使得中国扫雷部队名声大振。之后,他的小说集《太阳和月亮》、纪实文学《士兵、将军、往事》等军旅题材的文字刊出后都受到了好评。

  1983年前后,我省涌现出了丁光洪、徐军、杨树芳、杨大镇、沈石溪、尹瑞伟、杨锦锐等在省内外发表作品并多次获奖的优秀作家。

  用12年书写《解放大西南》

  改革开放后,留在云南的彭荆风、苏策有了更多的写作激情。在此后的30年间,彭荆风出版了23部反映云南边地军旅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超越了以往,中国文学界对彭荆风的评语是“暮年诗赋动江关”。而苏策也出版了《远山在落雪》、《微笑》、《同犯》等小说及《名将之鹰》等反映云南边地军旅生活的作品。

  扎根云南半个世纪以后,彭荆风觉得云南军旅文学中不能少两笔了:中国远征军和解放大西南。七十古稀之年,他开始积极投入到纪实文学的写作中。

  到云南昆明时,彭荆风最初在位于昆明陆军讲武堂的军政大学从事宣传工作,改造起义军官。此间,他从那些起义军官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云南边地风情的故事,也听到了他们所说的中国远征军的血泪故事。从1951年到2004年,彭荆风一直在积累、酝酿,直至2005年,《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一书付梓。“历史是永远不能被淹没的。”这一年,彭荆风76岁。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彭荆风就开始收集资料,1956年春,他来到滇西,曾在保山、腾冲、粱河、盈江、畹町、瑞丽寻访经历过那场战争的军民,因受时代的限制,他没有写。一晃30年过去了,上世纪80年代初,老人重走滇西,沿途寻访。2004年,他开始写作,五易其稿,最终在2005年定稿出版。一段历史重现在书中:中国远征军从1944年5月起,先后出动了近20万大军强渡怒江,翻越高黎贡山,苦战8个月零16天,以伤亡67364人的惨重代价,歼灭日本侵略者21057人,收复了怒江以西大片国土。在“挥戈落日”出版后,人们都称,要看滇西抗战史,“挥戈落日”不能绕过,必须看。

  云南六十年的军旅文学史,彭荆风是亲历亲为者,也是见证者。2009年,彭荆风所写的一部55万字的军旅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推出。在这部书上,他花了12年的时间。上世纪八十年代,彭荆风写长篇传记文学《秦基伟将军》时,采访了不少久经战场的老军人。他们在提供材料的同时,还会情不自禁地把话题广泛展开,谈到许多使他们难以忘怀的大小战斗。“当时有人建议我,不妨把题材和视野扩大,再写写几场大的战役,比如粤桂边大追歼、进军大西南等等。”彭荆风本来就是西南大解放的亲历者,对一些大战役的地理环境、人文风俗不生疏。他决定写出来。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寒风、冯牧、吴锐、林予、公刘、姚冷一批优秀的军旅作家已先后作古。今年,彭老已经80岁了,60年过去了,包括丁光洪、张昆华等作家都已经没有再从事军旅文学写作。写了一辈子云南边地军旅文学的彭老虽担心后继无人,但他仍说:“年岁大了不等于衰朽,80岁的我还要努力,还要精益求精。”他说,还有两三部大部头军旅作品他已创作出二稿、三稿,定稿在即。(生活新报)

编辑:朱文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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