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到昆明:重走三千里上学路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09-11-02 15:18:26进入社区来源:昆明信息港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迅即攻占平津。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举校南渡,于长沙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以求暂避烽烟,存续书香一脉。不久又因时局恶化,战火蔓延至南方诸省,校方再作决议西迁至云南省会昆明。次年(1938年)2月20日,二百余师生从长沙启程,经湘、黔、滇三省,历时68天,全程1671公里(其中步行逾1300公里),最终抵达云南省会昆明。随着三校麾下各路人马陆续入滇(女生及体弱者多走海路赴越南,再经滇越铁路至昆明),一座在中国现代史上“刚毅坚卓”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遂建校于春城的翠湖之畔。“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烟花三月,正是湖南温润宜人的好时节。走出长沙火车站,一条笔直的大道通向远方高楼尽处的天际。街头熙攘的人潮与喧腾的楼宇广告,彰显着这座湖湘首府的繁华气象。有一瞬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启这道行程。在一个学问与学者、风骨与才情全然贬值的时代,上路追寻70年前一小群青年人负笈远行、千里求学的褪色梦想,本身便显得不合时宜。但回荡在历史深处的歌声与脚步声每每敲打着我的心胸,令我终于无可避退,唯有踏上这条落寞的远路,如朝圣一般,求得些许灵魂的慰藉。

  韭菜园路难觅旧踪影

  阳光煦暖,政府机关大院的门卫拒绝了我入内凭吊“长沙临时大学”旧址的请求,倒并不觉得有太多遗憾。韭菜园路以东这个大院落里,应该还有昔日“圣经学校”的一座老楼,三校南迁长沙之后,曾暂时栖身于此,并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复课,这个日子也成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然而开学伊始,借来的板凳还没有坐热,日军战机便空袭长沙,注定这所流浪而来的“临时大学”命途多舛,仍要辗转他乡,另寻一方容得下安静书桌的净土。

  韭菜园路已难觅70年前“长沙临大”的丝毫踪影。狭窄的马路两侧是上世纪80年代的砖混住宅楼,贴着90年代的白瓷砖。沿街的铺面无非饭馆菜铺、发廊超市之属,殊无昔日学子云集的书卷气息,倒是路口报亭内张贴的期刊海报上,印着一幅马英九的照片,让人想起这位台海健儿的母校台湾大学,其实也承继了西南联大的若干余泽:抗战胜利之初,北大傅斯年继任蒋梦麟为联大常委,1949年赴台之后又执掌台大。

  就在北方三校师生来到长沙的12年前,一位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的本省青年曾在橘子洲头独立寒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这位从长沙出发,辗转半个中国,终于在陕北延安站稳脚跟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军事领袖之一。

  湖南自古便是藏龙卧虎、豪杰辈出的地界,所谓“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加之国难当头,战事迫近,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里,“长沙临大”竟有三百学子报名参军,奔赴抗日前线。对于以保存学术火种为己任的前辈学人而言,学生们投笔从戎的热情固然可嘉,但学术血脉的延续却更须珍重,因此无论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执意挽留,还是部分学生反对迁校的联名请愿,都没能阻止学校主事者将目光投向中国更偏远的边陲省份—云南。

  云南之于湖南,在地理与文化上的确差异悬殊。湖南自晚清以降,一直处于中国革命的漩涡中心,从曾国藩、谭嗣同至黄兴、毛泽东,个个将中华大地掀腾得如滚锅沸水一般。云南虽然也出过蔡锷这样的护国名将,终归与中原腹地山川远隔,不但政治上长期自行其是,民风也更为散漫淳朴。它又有滇越铁路接连海外,其时滇缅公路也正在兴建之中,国际交通反而较内地便捷。至于云南的民族与生物多样性,更是令学界赞叹的宝贵资源。因此,迁校昆明的主张即便以安全为首要之计,它所蕴藏的学术潜力也是多方面的。

编辑:朱文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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