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联邦制共和国” 唐继尧政治理想首次披露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09-10-26 09:03:39进入社区来源:昆明信息港

到圆通山游览的客人在唐继尧墓前观望 记者杨海冬/摄

唐继尧

 

陈列在讲武堂中的唐继尧像 首席记者杨赋/摄

龙东林 首席记者陈昱州/摄

  “韩国开国总理李范奭出自云南陆军讲武堂。”两年前,这一消息由昆明市社科联主席龙东林率先披露,引发了一阵“讲武堂热”。两年后的今天,讲武堂迎来了建校百年诞辰,昆明市在市政协领衔下隆重举办“讲武堂百年庆典纪念活动”。作为具体承办讲武堂百年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的负责人,龙东林如何看待和主导讲武堂的“百年庆典”呢?

  “老百姓说‘穷文富武’,办军校是非常花钱的事情。”龙东林说,“为什么讲武堂会出现在昆明,为什么讲武堂能发挥作用?军校的发展历史,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紧紧相关,与中国整个近代化、现代化历程紧紧相关。”

  接受采访时,龙东林还曝出对唐继尧的最新评价:“唐继尧的政治主张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特别是北美联邦制共和国。”“唐继尧支持孙中山。”这一崭新的评价,与我们一般了解到的“唐继尧后期反孙中山,堕落为地方军阀”的评价大相径庭。

  还是来看看龙东林的说法:

  “器不如人”

  引发中国近代工业运动

  我们今天举办讲武堂百年纪念活动,研究讲武堂和讲武堂的人,要站在整个民族复兴的历史大背景上来研究和评价讲武堂。

  鸦片战争给我们两条教训:“器不如人”、“技不如人”。林则徐在流放伊犁途中,就写信给朋友,大意是:英国人的大炮远及十里内外,我方火炮打不到他们,他们的火炮已打到我们,是器不良也;对方放炮如排枪连声炮,我方放一炮需要辗转很长时间,是技不熟尔。如果我们的“器不良技不熟”不加以改变,这场战争是打不赢的。即使是岳飞、韩世忠再世也没办法和洋人去争夺。

  在此之后,整个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过程,就是从军事上开始追赶的过程。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我们自己没有射程远及10里内外的火炮,就得买别人的军火。买别人的枪炮要使用,就会有损毁,就要维修,于是要建修造厂。向别人买枪炮,各国有各国的政策,都限制对中国出口,当时已有机关枪,但德国就不卖给中国人,只卖20响驳壳枪给中国。不能买机枪,只能买手枪,这就是限制。

  中国当时曾向欧美10多个国家购买武器装备新军。多国武器,规格不同,型号不同,枪炮弹药难配套,给使用带来很大麻烦,补给也很困难。这就逼着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从购买军火转而修造军火、制造军火。也就带动了挖煤,挖矿、炼铁、炼钢和制造。而要办工厂,就得引进设备、引进人才、引进技术,还得引进管理。后来国家赔款太多,国库没有钱,就得引进民间资本,当时大的炼铁厂,就是官民合股办的,后来又进一步放开,改为以民(资)为本。军火工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这是中国近现代化历史的特殊性,是帝国主义逼出来的。

  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才有了资产阶级对政治和政治权力的要求,才形成了导致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基本力量。

  “八旗世袭”

  操作不了新式武器

  现代军火购进后要人来操作,但“八旗”是世袭,当兵靠世袭,这世袭的八旗军不可能适应学习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要求。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清朝军队的弱点已暴露无遗,清军130多公里的长江防线,一夜间被攻破;江南江北大营属于当时八旗中的精锐,结果不堪一击。

  现代军事武器的使用,对于士兵、一线军官及高层指挥官都提出了与冷兵器时代不一样的要求。冷兵器时代是近距离作战,热兵器时代则是远距离作战,近身肉搏不再重要,对单兵的体能要求退居其次,但对单兵的技战术综合素质却提出很高的要求。单兵素质包括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战术知识,因此士兵需要学习,军队需要练兵;对高层指挥官则要求更高,包括军事理论、战略思想、战术意识和战场意识等等,通通都要有。这就对清军提出了编练新军的任务。

  当时清军是两线作战,一线要对付太平天国等国内大大小小的起义军,一线要对付英、日、法、俄各个列强。一线部队如曾国藩、李鸿章的湘军、淮军,其军事变革的步伐就不得不加快。湘军就是由乡勇操练出来的,军官则由曾国藩亲自从读书人、乡绅、士绅等有文化的人中挑选而来。为了能持续作战,湘军把离土不离乡的乡勇变为制军士兵,把原来的世兵制变为募兵制,使湘军成为清军军制变革的先锋,推进了军队组织结构、人才结构的变革。

  云南军队

  顺应变革需求

  这样的军事变革,同样在云南军队中出现。云南军队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杜文秀起义军呼应太平军,持续18年对清政府造成很大威胁。二是英国人在缅甸、法国人在越南加紧巩固殖民势力,并试图吞并云南。

  1860年前后,岑毓英(后任云贵总督)以招募乡勇的形式,变世兵制为募兵制,建成了后来的滇军。他的部队老底是由广西乡勇编练带到云南的。岑在宜良编练当地民团,由民团、乡勇再变成经制军,集中起来就成为国家供养的经制部队,也就是野战军。在与杜文秀作战的过程中,滇军由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军队,因为不断吸收新式武器而逐步现代化。而且就是这支滇军最后战胜了法军。

  但光有军制改革还不够,在实际作战过程中,面临着缺乏军事人才的困难。自然而然,兴办现代军校这一任务就摆在湘军、淮军和滇军面前。事实上,滇军很早就有建制内的随军学堂,就像后来的军官教导队。

  甲午战争后,清朝军队大败,洋务运动走到了尽头。人们看到,光是在军内变革是不够的,不改变国家的专制体制就不足以对付现代化的帝国主义。所以,清廷1906年通电全国各省大办讲武堂。当时全国办了6所讲武堂。云南先办了陆军小学堂和武备学堂,1907年又筹建了讲武堂,后因没钱搁浅,直到1909年才又重办。

  唐继尧

  曾致力联邦制共和国理想

  军校怎么办?既然是“师夷之技”,就只能拜洋人为师,大量派留学生到西洋、东洋的军校去学。云南虽地处偏远,但军事上的重要性非常突出,所以云南派出去学军事的留学生最多。

  留洋的学生在外面不光学一肚子的军事技术,在外边看到和接触到的,是现代化的军队制度,必有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和现代化的思想文化的支撑。

  所以,留学生带回来的革命思想、革命意识通过军校放大到整个军队。在滇军和讲武堂这样一个地方,就是一个革命意识、革命思潮的放大器、振荡器,朱德就说讲武堂是“革命熔炉”。

  由于军事和政治是密切联系的,讲武堂毕业的人和办讲武堂的人,都积极投身于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辛亥云南“重九”起义是讲武堂师生,特别是留学回国的这一拨人谋划发起的,像蔡锷、唐继尧、李根源都是留日学生。以军事手段推进政治和社会的变革成为云南滇军的一个历史传统。讲武堂的作用就在于培养和壮大了革命的力量,讲武堂的很多学生通过辛亥革命掌握了政治权力,并运用这种权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唐继尧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政治人物。他早年留学日本,形成了民主革命的意识和建立共和体制的理想。回国后在辛亥和护国起义的关键时刻,他都以坚决而激进的态度推进了事件的发展。唐执掌云南军政后不断推出新政。在政治上积极地裁兵撤督,制定了省宪。在发展地方生产力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推广用电,把电用于生产。为解决昆明附近的农田用水问题,他主持修建了积善村、明波村的电力抽水站,提灌面积达七八万亩,使滇池周边农田实现了规模灌溉,解决了小农分散的生产方式无法解决的难题。唐继尧还在昆明农村推广使用肥田粉(化肥)。

  在他任上,昆明建起了自来水厂,改善了城市供水条件。在他主持下修筑了昆明城内的公路,进行了城市改造。他较早地把解决云南交通难的着眼点放到发展现代航空业上,修机场、买飞机、建航校,还曾想利用全省各地的水面建立水上飞机网。最值得一提的是唐继尧一手筹办了东陆大学(现在的云南大学)。

  唐继尧拥护孙中山早年在欧洲提出的政治理想,认为中国幅员太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也不应该建成中央集权的国家,应当借鉴北美的模式,建立联邦式的共和国。这一主张我们在中山陵内的总理遗训中还能看得到。孙中山的这一目标,曾得到国民党高层包括唐继尧、陈炯明的认同和支持。唐和陈都是联邦制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唐曾搞过联省自治,担任八省联军司令,有过建立联邦式共和国的尝试。但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放弃了联邦制的设想,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这就与唐继尧和陈炯明有了分歧,陈炯明甚至公开反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反对孙的二次革命。而唐则坚持联邦制的设想,但又不反对孙中山,当孙中山要唐继尧打陈炯明时,唐就按兵不动了。

  全面公正

  评价讲武堂人和事

  回顾讲武堂建校后这一百年的历史,可以说在包括辛亥革命、护国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的几个重要转折点上,云南陆军讲武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历史地位和影响非常重要。

  云南陆军讲武堂以一种新的思想,指导和规范军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行官兵平等,提倡军事民主等,这和封建军队的等级森严、长官说了算的内部关系大为不同。蔡锷在军校内提倡平等意识,官兵亲如兄弟,讲武堂师生间、同学间的关系是很融洽的,韩国开国总理的回忆录里就对这种和谐的关系有生动的记载。可以说在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军队上,讲武堂进行了有益探索。井冈山时期,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可以放下架子和普通士兵一道去挑粮,传下了“朱德的扁担”的故事。这就是讲武堂的传统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再现。

  在讲武堂建校百年的历史时刻,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背景下,追寻近170年来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国现代化的逻辑线索更为清晰。我们今天回顾历史上的讲武堂和讲武堂的历史,并不限于客观、公正地审视、研究、评价讲武堂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以史为鉴的观照,进一步地深化对改革开放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深化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科学性的认识。我想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庆典活动的现实原因。(都市时报 记者杨理锐)

编辑:朱文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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