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之子回忆与父亲在昆明8年岁月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09-09-01 18:22:43进入社区来源:昆明信息港

闻一多先生

闻立雕先生

  《七子之歌》是闻一多在1925年7月发表的诗,澳门回归时这首诗被改编成歌曲。在电话的那端,闻一多先生的二儿子闻立雕(韦英)轻轻哼着这首歌。记者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闻立雕先生,当说起让韦英先生回忆父亲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情况时,这位80岁的老人愉快地答应了,并讲起小时候与父亲在昆明的8年生活。

  消失的福寿巷3号

  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搬到昆明,父亲也就决定从长沙来昆明。为了节省路费,父亲报名参加了学生步行团,走了40多天才到。

  2008年3月间在吉林电视台邀请我来昆明拍摄《闻一多在昆明》一片,又重游故地,去了很多记忆中的老房子,颇有感慨。特别是父亲1938年刚来昆明所住的福寿巷3号,但老房子完全不在了。记忆中的福寿巷是个很浅的巷子,只有几户人家,当时父亲第一次受伤就住在这里。当时我们租住在姚医生家的二楼,姚医生是祖传的中医,家里开设了药房,当时的房子是红砖房。姚医生一家对我们都很好,老医生很喜欢与父亲交流,姚医生的孩子与我是西南联大附中的同学,这个地方也是全家人从武汉来昆明住的第一个住所。那个时期也是话剧《祖国》拍摄的时间,也是戏剧家曹禺《原野》拍摄的时间。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的时候我9岁。第一次空袭警报拉响时,大哥还在城外的学校上课。接大哥的保姆这时还没有回来,父亲不放心,就一个人去找。日本飞机飞得很低,低到地上的人都能看到飞机里的驾驶员。父亲就在一个木材厂围墙外靠着围墙躲飞机,结果飞机在围墙内投了一枚炸弹,父亲头部受伤倒在血泊中,幸亏战地的服务队在城里搜救受伤人员,看到父亲,就给他简单包扎了一下。父亲和大哥都没回来,母亲就带着我在街上等。远远地,我就看见一辆黄包车上拉着一个满身是血的人,走近才看清楚是父亲。当时叔父闻家驷带父亲去昆华医院检查,才知道父亲是被炸碎的砖头砸伤,伤势不严重。

  闻华两家隔帘而居

  1939年日机对昆明的轰炸越来越频繁,刚好父亲在西南联大教书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国内或者国外做调查研究。为了躲避轰炸,父亲带着一家人来到晋宁,一呆就是一年,这就是第二次搬家。那一年父亲教我们学了很多唐诗,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卖炭翁》、《琵琶行》、《长恨歌》等,为我们讲解腐败给国家造成的苦难,教育我们为人要正直、高尚。那是一段享受父亲教育的时光,也是与父亲呆的时间最长的时光。

  一年的假期很快就过完了,我们一家也从晋宁搬到大普吉车马店的2楼。为了躲避轰炸,叔父家也和我们一起住在车马店的两间屋里。人多,大家都睡地上。过了几天,我们第四次搬家,搬到了陈家营。今年3月去的时候,陈家营的住所成了区文物保护单位,家里的摆设都保持着原样,感觉又回到了那个难忘的时期。当时住在陈家营的还有华罗庚一家。由于敌机炸毁了华罗庚家,房子没有了,就住在我家。父亲让他们一家住在里面,只用一个布帘子隔开,“闻华两家隔帘而居”。

  陈家营住的都是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如朱自清等。联大当时为父亲一星期安排了四节课,由于大普吉陈家营离学校有些远,为了照顾父亲,学校把四节课都集中安排,父亲星期二上午从陈家营赶往学校,下午为学生上2节课,晚上就随意凑合住一宿,第二天又接着上2节课,下午就步行回家。

  1940年到1941年间,家里朝不保夕,父亲一直靠当衣、卖书来维持生活,很困难,父亲说,前方战士们流血,我们在后方吃点苦是应该的。随后,父亲就开始向同事借钱过日子,到最后,父亲干脆就把身上穿的大衣脱下来去当。当时正好是冬天,母亲知道以后,让大哥连夜赶了15里地去把父亲当出的大衣又赎回来。

  我以前是个淘气的孩子,经常让父亲生气。有一天父亲看着我在玩,就问作业做了没有,结果我就撒谎说老师没有布置作业,还对父亲说你不相信就去学校问老师,真没有想到父亲真去学校了解情况。回来后脱下鞋子就打我,那时父亲对我的思想品德教育很严格,我至今还记得。

  1946年我上高中一年级,父亲遇害了,全家就离开了昆明去了解放区。(生活新报)

 

编辑:陈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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