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卢汉起义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09-06-24 08:31:42进入社区来源:云南日报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在一起

刘伯承、邓小平等研究解放西南问题

1949年10月,第二野战军日夜兼程,沿湘黔公路向西南进发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把目光定格于55年前云南一个惊心动魄、改天换地的时刻———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率领所属九十三军、七十四军和省、市政府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接着,驻在昆明的一些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军政机关也跟随起义,省内各地,除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已经解放的地区以外,其余国民党专、县两级政权和地方部队,也大部响应起义,云南部分地区实现和平解放。

  卢汉率部起义,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12月11日致电卢汉:“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55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卢汉在昆明的起义,使蒋介石集团控制云南的计划完全破产,有利于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共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加速了西南和云南解放的进程。起义还使昆明避免了大的破坏,减轻了云南受战争破坏的程度。时任第二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在争取卢汉起义和指挥处置卢汉起义后的重大局势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把握形势,争取卢汉率部起义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渡过长江,解放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并向江南和西北全面进军。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以卢汉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多渠道、多形式进行工作,争取以“绥远方式”解决云南问题。在中共中央的政策感召和影响下,卢汉的政治态度从“拥蒋反共”逐步向“反蒋联共”转变,并积极与中共中央和云南地方党组织联系,准备起义。但是,蒋介石决心以云南为最后的反共基地,加紧对云南的控制,威逼卢汉继续往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走下去。9月,蒋介石派遣大批特务到昆明,逮捕革命群众、爱国民主人士400多人,同时派肖毅肃到昆明,部署蒋、卢联合“围剿”滇桂黔边纵队建立的游击根据地。黎明前的云南局势出现了一次大反复。

  1949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发出《对川黔滇康国民党军政人员公告》(又称“四项公告”),指出蒋介石“企图收拾残余力量,溃集川、黔、康、滇、桂之计划,已为实际所不允许”,“国民党的所谓最后战略基地又被拦腰打断”,忠告“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希望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不要再作无谓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如若立即觉悟,投向光明,为时还不算晚,还有向人民悔过的机会,若再延误,将永远不能为人民所谅解,其应得后果,必身受之。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两条路摆在你们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

  中央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四项公告”,对处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有雷霆万钧般的震慑,又是他们走向光明的指针。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和中共昆明市委的指示,昆明市委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利用各种渠道,向包括卢汉在内的在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警宪特中上层人员秘密投送这两份文件,同时展开政治攻势,通过各种统战关系向他们做工作,规劝他们看清形势,靠拢人民。

  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多渠道、多层次的争取工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胜利进军西南、逼近云南的形势下,卢汉将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于12月9日毅然率部起义。云南的革命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人民的急速变化。

编辑:陈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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