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三隐士 高应雷战败归隐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09-06-23 10:43:11进入社区来源:云南日报网

  隐士,又叫隐者、隐逸,是古代中国非常奇特的一个群体。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占主流地位的儒家学说,重“入世”轻“出世”,鼓励知识分子投身参与现实政治生活,发挥才干,积极地主动地去实现自己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尤其在所谓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有远见的统治者通常相应作出延揽人才的高姿态,诗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二者一唱一和,场面何其融融。另一方面,几乎历朝历代,无论盛世还是乱世,都有一群读书人,对当局退避三舍,回归山野隐居,终日与古书青灯为伴,过着清苦日子。两者的反差如此之大,令人匪夷所思。隐士们的选择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是不识时务,遇事退缩,还是沽名钓誉,谋求长远,还是有别的隐情?我们不妨带着重重谜团,去认识三位云南出生的清代隐士。

  第一位高应雷,昆明人。高出生在一个富人家庭,据说长得修长俊美,仪表堂堂。他读书也有天分,博闻强志,擅长作文,爱好交友。像他这种素质,即使不飞黄腾达,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也应该没有衣食之忧。果然于1657年中举人,被授予了一个中书舍人的七品官,不过上述功名和官职都是在摇摇欲坠的南明小王朝获得的。明朝名存实亡十多年了,在南下清军的步步进逼下,朱元璋的残存子孙只能寻求偏安一隅的一线机会。在这样的多事之秋,高不愿投靠身边的农民起义军,选择出游避祸,足迹遍及云南全省。当桂王朱由榔流落到云南,高认为苦苦等待报国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毅然抛下产业,亦步亦趋地追随左右,过着漂泊不定、颠沛流离的生活。1659年,部队惨败于湖南辰州。高应雷死里逃生,捡回一条性命。受此重创后,隐居于湖南溆浦,把身世感想寄托在诗歌写作中。人们称赞他的诗有荆轲刺秦王一般的悲壮气质,有屈原投江一般的忧郁失意。(《滇南碑传集》卷十)

  第二位陈佐才,漾濞人。陈在很多方面和高应雷有相似之处,都生活在明末清初,都具有不平凡的诗才,都对大势已去的明王朝忠心耿耿。但二者的个性截然不同,高应雷悲伤失落,陈佐才全然超脱,甚至可以说放浪不羁。他整日不修边幅,独来独往,悠哉游哉。改朝换代后,乡民纷纷剪发易服,顺从清王朝的礼制。惟独陈若无其事,仍然蓄着头发戴着帽子,一副明朝打扮,大摇大摆地出入。于是被人揭发告官,吃了一场官司。大堂之上,庭审官恼羞成怒,威胁用酷刑刹刹他的威风。陈佐才面不改色心不乱,斥责说:“身体毛发受之于父母,不可侵犯。难道你想用清朝的刑法来处置一个明朝人吗?”驳得庭审官哑口无言,被迫将他开释。陈佐才也因此赢得“义士”的美名。(《滇南碑传集》卷十)

  第三位马之龙,回族,丽江人。大约生活在晚清嘉庆、道光年间。他身材魁梧,天资聪慧,好学勤思,早年不屑于八股取士之途,偏爱谈论天下古今的利弊得失,希望有朝一日能匡国济世。从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来判断,应该说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读书人。只因一场“上书风波”,使马之龙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当时官场腐败丛生,助长了洋人鸦片走私的流毒,云南“天高皇帝远”,所以受害尤其严重。马之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关门闭户,苦思冥想,作《去官邪》、《锄劫药》两篇千言书,随卷交给前来巡考的提督学政。他的一片热血忠心非但没有被领情,反而被定以狂妄的罪名,剥夺了生员的资格。受如此重大挫折的刺激,马之龙腰佩红毛剑,带着铁笛,辞家漫游十三省。后归居昆明,从此寄情于诗酒间,研究佛学,绝口不谈政治。(《新纂云南通志》卷二百)

  上述三位隐士代表三种类型,高应雷战败归隐,或是心灰意冷,或是避难;陈佐才特立独行,公然表明不和新王朝合作,心甘情愿地做一个明朝“遗民”;马之龙对官府暗无天日,是非莫辨,一定深表失望。三人的遭遇不同,但都是要有所为而不能,所以只有独善其身,保持自身的道德修养,希望来影响世人。

编辑:陈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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