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抗日战争后期远征军译员生活700天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09-05-26 10:02:01进入社区来源:西南联大网

  抗日战争后期,即1943年秋至1945年日本投降,我国有约4000名大学生应招或应征从事随军英语译员工作,为来中国战区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军作翻译,我是第一批志愿参加者,曾随军参加滇西反攻作战。至今虽已相隔半个世纪(此文原写作时间在抗战胜利50周年即1995年后),但有些情景仍历历在目。

  1943年冬,我国抗日战争已进行六年多,因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而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也已将近两年,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中,欧洲战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也已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节节胜利。但在中国战场,半壁以上的河山仍陷于日寇占领中,所有出口港也为日军占领。此时随着全球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和中缅印战区的建立,大量美军自印度飞越驼峰,来华支援中国抗日战争,这是一件十分有利于我国抗日的事,但美军来华后,因缺乏译员无法分配工作,滞留在昆明的有数千人之多,因此国民政府教育部作出决定,所有1994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先应征担任译员,服务完毕后才能取得文凭。昆明西南联大则是第一个号召大学生志愿参加译员工作的学校。

  1943年11月上旬,我正在西南联大就读大学二年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校长在学校新校舍(文、理、法、商等学院)和工学院分别召开大会,号召大学生参加译员,报名的以二年级学生为多,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心情是望眼欲穿的盼望抗日战争胜利,想能尽自己的一些力量促进胜利。

  昆明译员训练班

  报名后不久,即进入昆明译员训练班受训,这个班位于昆明西郊一被称为美军总部的院内。是军委会外事局主办的。班主任名义上是黄仁霖(美国留学生,少将军衔,据说是蒋介石的马弁式人物),班内的实际工作由分别担任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的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吴景超、会计学教授戴世光、地质系教授鲍觉明和政治学教授樊际昌等人负责,并有联大的一些名教授如闻一多、潘广旦、华罗庚等来班授课。一些美军军官和军佐来讲授军用术语(兵种、兵器、战术)、美国历史、地理和口语等等。由于昆明当时为出国的唯一通道,来往过境的一些达官贵人,也有被邀来做报告的,如国民党宣传部长董显光、外交部次长沈昌焕均来做过报告,内容是宣传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实际上两人都是展现其英语演讲水平。英语大师林语堂也来做过报告,当时林在美国的著名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抨击美国重欧轻亚的战略方针并鼓吹美国援华,因此我对他是有好感的。林个子不高,戴金丝眼镜,头发整洁,风度翩翩,一副洋博士的样子,他讲演声音不高,但对英语的轻重音和节律掌握得很好,字字清晰流畅悦耳,使人听后有一种美的享受。班主任黄仁霖也来做过一次参加开罗会议的报告,足足讲了三个多小时。1943年11月23日,在埃及开罗召开了由中、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这是反法西斯军事同盟成立以后第一次邀请中国以平等的成员参加。黄仁霖刚参加会议回来,对此感到十分兴奋。一开讲,黄自称是做侍从工作的,所讲内容也是一些会议的花絮故事,他演讲中比较投入的,是他与外交部长王宠惠如何品尝雪茄烟和威士忌,在开罗如何重温绅士生活,他也讲了不少英国首相丘吉尔如何歧视中国,宋美龄如何开展夫人外交等。

  训练班学习期限为三个月,但因工作需要,一个多月后就陆续进行分配,我是在12月下旬被分配的,先到美军总部一个挂A(人事)牌子的地方,一个美军军官一看名单,告诉我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上车,前后不到两分钟就分配完毕了。1944年1月1日上午八时,我按时到美军总部一个楼前上了一辆中型吉普车,行使了200余公里,到了滇西大理附近的弥渡,开始了我长达700天的译员生活。

  巡回训练组和130师

  我在弥渡温泉旁一个帐篷内报道,才知道我被分配的单位是美军第二巡回训练组(TIG),它是一个流动性的训练机构,当时在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负责训练。

  珍珠港事件后,日寇侵入香港、新加坡、缅甸、泰国等地。1942年春,中国组成有十万人的远征军,进入缅甸,支援英军抗击日军。因战争失利,部分军队由美国史蒂威尔将军率领,穿越原始森林撤到印度,其余军队历经艰难攀越高黎贡山,回到滇西。去印度的中国军队,经国内空运补给兵员和获得美援武器装备后组成驻印军。国内又第二次组成远征军,由11和20两个集团军组成;11集团军司令由宋希濂,下辖三个军驻扎保山地区怒江以东,是参与缅甸战役回来的队伍;20集团军司令霍揆彰,下辖53和54两个军,54军驻扎在中缅边境城市镇康,53军驻扎在大理地区,集团军总部在弥渡,远征军司令为卫立煌将军。当时驻印军和远征军的共同任务是歼灭缅北、滇西之敌,重新打通中缅公路,以取得急需的美援物资供应。

  巡回训练组的对象是集团军营以上军官,训练内容主要是美式武器的应用和战术训练。美式武器主要是m型半自动步枪、汤姆式冲锋枪、61迫击炮、勃朗宁水冷式重机枪、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等,除最后两种外,都是国内有的常规武器;战术训练为班至连的进攻和防御,此外还有对空联络课程,铺设空投标志。上课都在野外小山坡上进行,每班三至四十人,由团级军官带队,席地而坐听课,讲课的美国军官都是参战后被征调的美国老百姓,只经过二、三个月的军事训练,没有任何作战经验,而听课的都是久经战场的老兵,为了接受美援礼貌性听课。

  巡回训练组和130师

  我到弥渡时,训练计划已执行过半,到二月中旬进行了一次各兵种协同作战演习,枪炮齐鸣,打了两天多,又举行一次分列式检阅,训练就结束了,巡回训练组也立即宣布解散。所有人员被分配到部队,我被分配到53军130师的美军联络组,驻地在祥云,没有公路,步行了六七十里才到达,当晚报到,第二天清晨就到一个乡村,与一个过去没有译员的美军军官一起工作,在一个迫击炮连进行训练。这个连所用的迫击炮还是国产的60炮,并没有美援61炮,训练内容是反反复复的基础动作,因为弹药奇缺,实弹射击时只发射了几发炮弹,也谈不上距离校准和命中率了,工作了大约二十多天,训练结束我被分配为师部一个美军少校军医波斯丁作翻译。

  回到师联络组,才陆续知道53军是东北军,军长周福成,绰号周大麻子,据说是绿林出身。全军有130和116两个师,加上直属部队,编制约有两万余人。我逐渐认识了一些师、团军官。看来都是饱经战争磨练的老兵,如副师长王理寰左眼是假眼,398团魏团长脸上由很长的刀疤,很多军官都腰杆笔挺,身材高大,很有军人风度。他们讲话时东北口音很重,偶尔谈到张学良时,都尊称少帅,态度十分尊敬。队伍中老兵多,看来是能打仗的,但53军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在杂牌军中又属于东北军,其中酸甜苦辣就非外人所能得知了。

  我和那个少校军医一起工作了约三个月,每天的任务是骑马去各团检查营房卫生和急救训练,并去师野战医院检查病号。那时部队士兵都睡在砖地或泥地上,铺的盖的都是稻草,因此很多士兵生了疥疮,有的混身溃烂流脓水。为了应付美国人的检查,团里就在稻草上铺上洁白的床单,床上摆了一床床叠的方方正正的干净簿棉被,门窗和地上都撒上白石灰水和消毒药水,并给士兵洗澡和发硫磺制剂的疥疮药膏,美国人看了也深信不疑。在急救训练时美国军医发现没有一个卫生队长知道在战地就地取材做急救器械的,就拿出随身带的简易工具进行示范表演,但要卫生队长模仿操作时却没有一个做得像样,受到批评后,那些军医惶惶不安,有人叹气说:“看来这碗饭是吃不成了。”但美国人说完就算,从未向上告状。师野战医院设在一个大庙内,那时没有伤员,病号都是疟疾、痢疾、疥疮等,是营养不良和卫生条件太差引起的,美国军医每次都逐床检查病号,并给补充处方,但因药品奇缺,病人能否获药就不得而知了。那个美国军医曾为一个病人开盲肠炎手术,野战医院没有开刀房和消毒器械,是用流动的沸水喷洒手术器械进行消毒的,照明是用一个煤油充气灯,并加上手电筒,麻醉用克罗仿滴注,切开腹部后发现盲肠已完全溃烂形成腹膜炎,于是就用磺胺药品反复擦洗和清理,开刀时间长达二个多小时。手术以后美国军医去看病人,拿出自己的牛奶和水果罐头,一口口地喂病人吃,终算平安无事救了一条人命。

  滇西作战

  1944年5月上旬,11和20集团军分别自怒江南段和北段渡口渡江,开始了目标分别为歼灭龙陵和腾冲两地敌军的滇西作战,同时驻印军已突袭缅北重镇密支那机场,开展了著名的“密支那战役”。20集团军的攻击第一梯队54军于 5月10日渡江,第二梯队53军于5月12日渡江。130师在渡江前,先在大理附近的云南驿集结,是一个大运输机场所在地,美军联络组在此将所有成员重新分配,大部分人员被分配到战斗团,我仍分配在师部与美国军医一起工作,但波司丁少校不去前线,由一个年轻少校军医代替,两人仅匆匆见了一次面,相互都没有什么印象。5月11日部队分乘100多辆军用卡车出发,所有译员都是跟着部队乘卡车走的,途经澜沧江看到滚滚急流,听到汹涌的奔流声觉得很为壮观。傍晚到达保山以东约20里的板桥镇,是渡江前的集合点,以后没有公路就是徒步行军了。板桥镇很小,大家只好在野地露宿。第二天清晨,我正在集合点等待出发,师联络组中尉兽医阿道夫找到我,说他奉命留在板桥看守汽车办移交,经联络组长和少校军医同意,要我留下来一起工作,并再三说其他译员都分配到团里,实在无法调剂了,我虽然万分不愿意,但也无可奈何,只好限睁睁看着大队伍出发。

  我跟着阿道夫来到一个很大的停车场,有六七十辆吉普车和中型吉普车丢在那里,都是美军乘坐来的,车上都有钥匙,我花了五分钟知道了开车的基本动作,就随心所欲的将两种吉普车都试开一番。在板桥停了两天,办完移交,第三天清晨出发去赶队伍。这只队伍约有五人,美军一个中尉,一个中士,两个民夫和我,并有马匹驮运路上吃的给养。我临时要了一支步枪兴致勃勃地走上征程。自板桥向西北方行走,走的都是上下起伏而很窄的山路,有的地方两个人对走都要擦肩而过,但驮运给养的马匹是走惯滇西山路的,却行走自如。一路上只遇到几个徒步的军人,在崇山峻岭和一片寂静中行军,我感到既兴奋又新奇,大约走了十个小时,就到了怒江北段突击渡口的瓦窑。下山前在高处就眺望到回转曲折犹如白色练带的怒江及在怒江对岸绵延迤逦,高耸于云雾飘渺之间的高黎贡山了。

  走到渡口,看到江上有座铁索桥,铁索很粗,桥面很宽,上铺厚木板,可平行三四匹马;桥下水面不宽但水流湍急,名为怒江可能就是形容其急流奔腾吧!我缓步过桥,一路仔细观察,桥身完整无恙,无任何弹痕;过桥后就往山上爬,天已经黑下来,我们只好在离渡口不太远的山坡上就地露宿。因正值雨季,当晚大雨,在泥泞中泡了一晚上,第二天仍然下雨,道路泥泞不堪无法行走,只好就地等待,发现昨晚住在我们周围的有七八个不同单位走散的美国兵。第三天天气晴朗,这次队伍出发有七八个人,还有两匹驼马,一路往山上爬,路上经常遇到一些从山上下来换防的队伍,中午在一个小山坡支锅用少量大米做稀汤(因大军云集,依靠人力和畜力难以保障供给)。走了一整天在一个小山麓上找到部队集合地,并找到了54军的一个美军联络组。在帐篷里我们看到联络组上校组长正在大声叫嚷:“我一直坚持要迂回,为什么不迂回作战?迂回!迂回!”帐篷内几个下级军官都屏息倾听,没有一个敢答话。上校的翻译是我认识的西南联大同学马维周,他轻轻的告诉我,这个地区的日军总兵力约5000人,在我军渡江时未作任何抵抗就撤退到山腰,依靠地形和坚固的工事,组织交叉火力封锁上山通道,我军正面仰攻损失很大,所以上校大发脾气;他又告诉我这个上校是美国的职业军人。因他们不知道53军在何处,我们就告辞出来继续寻找,在一个坡地上,见到很多士兵围在一起推牌九和玩骰子,战场变成了赌场。我问了一个看热闹的士兵,他告诉我因为弹尽粮绝,停止进攻几天了,正在等待空投。当晚,我们找到130师上尉副官弗特立克,并就地宿营。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一早就听到空中的飞机声和空投物资的落地声,山上没有合适的空投场地,只好向部队集结地附近的密林里投;一有空投很多士兵就争先恐后的抢物资,据说有的大米包降落时伞未打开坠落时将士兵压死,弹药箱落地就爆炸。第三天上午阿道夫中尉告诉我说,要到飞机场运物资,是临时任务,我就将步枪换成卡宾枪,随着他和三四匹马五六个民夫一起出发。那个机场在铁索桥以北,下山时走的是另一条路,走了五六个小时到达那个很小的简易机场,在那里将马匹装满东西准备回程,这时,那个机场的一个美军少校从帐篷里奔出来,与阿道夫中尉谈了很久,原来这个少校是从西南太平洋战场来的,在那里吃足了日本狙击手冷枪的苦头,现在机场周围时有枪声,他感到害怕,虽然机场已有一个译员仍要我留下,阿道夫中尉十分不愿意,但对方官大只好答应;这样我被留下,他一个人带着马匹和民夫回去了。我当时感到很突然也很不愿意,但无可奈何,未曾想到就此失去了与130师的联系,并失去了爬高黎贡山,行军作战的初衷。

  三、滇西作战

  那个机场在怒江上游,只有一个四百米的未加整修的草地作为跑道,飞机是只有一个座舱的小飞机,自保山飞来后在跑道东端垂直下降,落地后东摇西晃的滑行,有时飞机翻身驾驶员爬出座舱也满不在乎。所运物资是邮件、包裹、香烟、口粮等。机场有四个帐篷,分别为电台、伙房、仓库和办公室,除少校外还有一个中尉通讯军官和几个士兵,是电台通讯员和伙夫,还有一个译员,名字我已忘了。所有人都住在悬吊在两棵树之间的吊床上,那里是亚热带气候,蚊子和各种昆虫比较多,使人无法承受。开始每晚有美国士兵值班放哨,大家睡在吊床上,武器放在床上,如遇袭击可在吊床上开枪反击,不致因蚊帐拉练拉不开而束手待毙。其实所谓冷枪是过境后续部队乱放空枪,有一次枪响,那个少校从帐篷里跑出来,拿起铁锹就挖起散兵坑来,结果是一场虚惊。

  飞机二、三天来一次,大家都去搬运货物,一个军用口粮箱二十公斤,烈日下扛在肩土很沉重。每次山上下来搬运货物,都由我陪着美军到附近村庄去雇佣牲口,当时马匹早已征用一空,只好雇牦牛代替,牦牛走的慢但能负重。美军与村民讲好价钱付钱。最后一次来时带来了130师弗特立克上尉给我的信,说部队已经越过高黎贡山,路途遥远,要我就留在机场,不必返回师里了,我很感失望。

  我在机场停留了近二个月,因战线前移机场撤消,又奉命去保山20集团军报到。机场的生活条件是战场最好的,有飞机带来的新鲜食品,但远离硝烟,消息封闭,我感到十分寂寞和孤独。机场附近二十里内没有村庄,我每天常坐在怒江边,观看对岸山上成群结队跳跃的猴群,一群有几百个之多。机场的美军通信中尉唐纳逊是个电气工程师,美国名牌大学普陀大学毕业的,苏格兰裔,此人文质彬彬态度和蔼,与我很谈的来,开始我们谈谈中美的大学学制,课程等,以后就话题广泛。苏格兰人一般政治上是保守派,他曾谈到“该死的共产党”,我问他为什么该死,他说共产党人经常闹罢工,社会就不安宁了。大约是美国中产阶级怕罢工,要守住饭碗吧!

编辑:陈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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