谔谔诤臣王元翰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09-04-08 09:43:37进入社区来源:玉溪新闻网

  得帝王宠幸的臣子,大多工于某一方面的物技。或善惴主人之意,视于无形,闯于无声;或诚惶诚恐,多磕头,少说话,甚至默默不语,待升迁;或仰观龙颜口承龙唾,唯唯诺诺,以非为是,以阿谀奉迎为能事。有鉴于此,战国贤士赵良才对商鞅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又因为这些默默无语的尸位之臣和阿谀奉迎的舐痔之臣,不仅无益于君国,而且往往坏君国之大事。所以赵良又说:“武王谔谔以昌,纣墨墨(同默)以亡/”说的是周武王靠众臣勇于直谏而得以昌盛兴国,商纣王则因众臣默默无语导致身死国亡。由此可见,直谏之臣对君对国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明神宗万历年间,云南出过一位这样的谔谔诤臣,他叫王元翰。

王元翰字伯举,宁州(今云南华宁县)人,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被选为庶吉士。万历二十四年,晋升为吏科给事中。由于万历皇帝沉于酒色,精于游乐,荒于政事,致使朝廷吏制废驰,群臣苟且偷安,慵懒怠惰却大多贪婪成性。官员人数大大超编,多数人在编不上岗,不少部门工作陷于瘫痪状态。面对如此混乱严峻的现实,王元翰“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以谏诤为己任,力纠不正官风。经认真调查研究之后,他上书皇帝,痛陈“时事败坏”要求皇帝以国事为重,励精图治,亲身为臣树立表率,每天应“昧爽(黎明)视朝廷见大臣,言官得随其后”。让臣子们每天报告各方面的情况。他向皇上列举了当时可使人痛哭的八个重大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有: 玉溪

一、位居首辅(相当于宰相)的“朱房辅政三年,犹未一睹天颜”。其他人想见皇上一面该有多难,可想而知了。 玉溪

二、九卿中大半虚设而毫不尽职,甚至有“阂(合)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的现象。结果各部门“政自苟且“。 玉溪

三、财政与军事危机更令人股粟:“九边岁饷,缺八十余万。”将士“平居冻馁”,“死馁无望”。京师每年消耗粮饷二百余万的十几万军队又“大都市井负贩,游手而已。”对此局面,王元翰向皇上敲响警钟:“一旦有急,能驱使赴敌哉?” 玉溪

四、最可痛哭者,在人民冻馁,饿殍遍野的大灾之年,征税逼赋之“使者满天下,致小民怨呼彻天。”更其要命的是皇上不仅不知体恤人民,反而借救灾之名“剥万民,众心离叛而不知变也。” 玉溪

令人惋惜的是直臣未能逢明主,王元翰这封披肝沥胆, 既刃利锋锐,又语重心长的奏疏没能使万历皇帝有丝毫省悟。 玉溪

国是日非,英雄四起,浙江、福建、云南等省都先后发生了农民起义。作为云南人的王元翰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为云南父老乡亲请命的任务,他给皇上的奏疏中写道:“云南大害,莫甚于贡金、榷(征)税二事。民不堪命,至杀税使而征榷如故。贡金请减,反增益之。众心愤怒……”最后义正词严地指出:“虐政不除,滇之为滇,不可保也。”王元翰为了减轻云南人民的负担,甘冒风险,一针见血地挑明了人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虐政”这一客观事实。说出了云南各族想说而不敢说的肺腑之言。 玉溪

当时的官场,拉帮结伙,呼朋引类之风大盛。适逢刚愎自是,偏执固陋而不谙大体的李延机入参机务,王元翰立即上奏说:“李延机非宰相器。”接着,李延机推举其同乡黄汝良为吏部侍郎,朱赓推举其同乡全天叙为南京礼部侍郎。王元翰又上疏透辟地分析了这种推举制度的严重弊病,指出此风滋长蔓延,势必有朋党之患。因其意诚言切,皇上终被说服,黄汝良、全天叙“二人遂不用。” 玉溪

又有贵州巡抚郭子章等小人一味邀宠,胡说“人主当隔绝延臣,专与宦官宫妾处乃相安无患。”王元翰闻知,怒不可遏,上奏道:“郭子章罪当斩。” 玉溪

针对当时皇上不顾人民死活,官吏一味求往上爬的社会现实。王元翰再交上书,谴责矛头直指皇帝:“近更有二大变,大小臣工(官)志期得官,不顾嗤笑,此一变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谴告亦悍然弗(不)顾,此又一变也。有君心之变,然后臣工之变因之。”明确指斥“君心之变”是臣子“志期得官,不顾嗤笑”的总祸根。同时沉痛地说,如今挽救蝗旱洪涝之天灾,消饵流寇盗贼之人祸易,而挽救皇上与大小官员的堕落腐败难!万历朝由于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朱赓之流允后为首辅日久,他们皆“务承帝意”,不仅没有任何建树,且朝政日败,中外解体,官员们清廉有德者被黜,在位者则追利夺位有才,为政办事无能。对此,王元翰愤怒地批评道:“陛下三十年培养之人才,半扫除于申时行、王锡爵,半禁锢于沈一贯、朱赓。”几乎将万历皇帝大半生的吏制一笔抹煞殆尽。面对至高无上的天子如此大胆指斥,在中国二千年历史上实属罕见。 玉溪

王元翰为吏科给事中4年,《明史》本传称其“力持清仪”,“锐意搏击,毛举鹰鸷。”敢于“摩主阙(缺),拉贵近,世服其敢言。”“举朝咸畏其口。”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一帮贪官污史的敌视。御史郑继芳首发其难,捏造了“盗金库,克商人,赀奸赃数十万”的罪名诬陷王元翰。王元翰被诬,怒斥郑继芳为“北鄙小贼”,郑继芳于是进而纠集同党刘文炳、王绍徽、刘国缙等一帮人马连上十余道奏疏“弹劫”王元翰。王元翰人正不畏影斜,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无辜,不得已而将家中的箩箩筐筐,所有一切全部搬出抛置于国门之前,“惕哭辞朝而去。”后来吏部以他“撞离职守”而降职为刑部检校,又以“浮躁”之名再贬为湖南按察知事。明熹宗天启初年(1621),王元翰升任刑部主事。此时奸宦魏忠贤专权,他既害怕,又忌恨王元翰的謇谔耿介,于是指使其党羽对王元翰横加诬陷而将其罢免。直到崇祯皇帝即位才又恢复了王元翰的官职。但这时的明王朝已经病入膏盲,接近灭亡,即使有再多的王元翰也无力回天了。

编辑:陈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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