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作家孙世祥《神史》的悲剧根源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09-03-13 18:06:29进入社区来源:云南政协报

孙世祥(资料图片)

  孙世祥先生的长篇小说《神史》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位早逝的思考者在留下洋洋洒洒百万言的《神史》的同时,也把痛苦和思考留给了世人。

  《神史》在这样一个时代问世,其意义在于它的真实性和悲剧性。《神史》是写实的,但跟自然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对法喇村的极具悲剧色彩的叙述中,笼罩着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笔者就文本本身对造成众生悲剧的根源作简略的思考。

  一、自然因素

  《神史》中叙述的法喇村是个具有四千人口的高寒贫困村,特殊的地缘环境导致了民生的艰辛,这里的人生命的全部意义几乎在于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无穷无尽的较量,无数的悲剧无可避免地发生着。

  在法喇村的历史上,森林茂盛,生态环境保持了原始特性。“老辈人来的时候,听见水声,要刨开三尺深的枯枝败叶才能找到水”,可是在大跃进运动、人口剧增等因素的影响下,法喇村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假期中,天俦便跟着父亲到山上找柴,这时法喇河山破败,山上越发光了。找柴需到大红山东面,来回近七八十里。一天只能跑一趟,找一背柴”。法喇人尝到了违背自然伦理的恶果。然而,灾难并没有停止。“因历年开矿,米粮坝森林破坏殆尽。全县最大的一条泥石流,长十二公里,每年爆发十多次至三十次”。孙天俦家一年的口粮——洋芋,在泥石流的清洗中,几乎化为乌有。没有被泥石流冲走的洋芋,在一片汪洋里迅速腐烂。身为教师的孙天俦和家人一道跟泥石流搏斗了一个漫长的假期,终于败下阵来。传统的农耕方式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多么苍白!这样的灾难并非只在孙家人身上上演,“法喇村山光水涸了。大红山上每天数千人挖树根,渐渐挖光了。从村里举目一望,以前的森林,如今都成了地。有点树林的人家,每晚要到林中看到半夜”,“那水也小得可怜。几千人的村子,春天只有小拇指粗的一股水。每天早上,几百人在水边争水,吵打不断”,“白天挑不到水,人们只有晚上挑。山上一夜都有火把在上上下下”。实在无法生存下去了,部分村民只好另谋生路,或打工,或搬家到西双版纳等地,但由于文化素质低、水土不服、不适应气候等原因,被疾病或更大的贫困赶回了法喇村。四千人困守一个荒凉的村庄,人似乎成了生育的工具,生命的诞生除了传宗接代和强壮家族势力等功利目的以外,几乎已毫无意义。为了生存,为了获取极为有限的资源,法喇村民对自然的索取变成了疯狂的掠夺。为了取暖做饭,树根草皮成了柴草,一座座山露出了光秃秃的脊梁。为了果腹,连山上的老鼠都成了猎取的对象,好些人家屋里挂满了老鼠皮,令人不寒而栗。“法喇许多群众生活贫困,衣裤褴褛。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上代穿了留着下代穿……平常指甲大的布角也舍不得丢掉,用麦面煮成浆,一层一层地粘成布壳,或用麻线将数层布壳钉成鞋底,或里外裱布帮成鞋帮,再用麻线将鞋帮、鞋底连起,便做成布鞋。很少有人买得起胶鞋穿。尽管入秋就下霜雪,也几乎全村群众不穿袜子”。类似这样的有关法喇贫困状态描述的文字比比皆是。自然环境的极度恶化,直接导致的就是村民生活的贫困无着。

  二、历史因素

  法喇村的村民是中原移民的后裔,在六百多年前的明代,先人们以征讨大军的身份来到云南,从此,高贵的低贱了,开放的封闭了,先进的落后了。法喇人对自己的历史呈现出群体失忆。“孙运发(孙天俦曾祖父)抚其头说:‘重孙,老祖这一生无遗憾的,但对家谱,至今遗憾。祖先名字,不知道;祖先事业,不知道;你爹和你这一辈,是什么字辈也不知道,对不起祖先,对不起后人。老祖曾想找到谱书,现在看来无望了,只能寄希望于你了。你一定要把家谱找到,把祖先的功名事迹弄清楚。忘记祖先名字,不孝之甚,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孙运发叫重孙找来纸笔,说:‘你记录:我们是南京、应天府、竹子巷、柳树湾、高石坎。不知何时到云南,也不知到云南后落脚何处,不知后来为何到了乌蒙……’”这位法喇村的智者,最让他难以释怀的是对自己家族的历史的模糊。痛心的是,还没等到重孙查清家族的历史,孙运发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承载着曾祖父的遗愿,孙天俦进了荞麦山中学,在那间罩满蛛网、鼠窜蛇行的图书室里,孙天俦从《米粮坝县志》上弄清了法喇得名的原因:“法喇,彝语。‘法’意为‘悬崖’,‘喇’意为‘沟箐’;即悬崖下的大沟。”孙天俦穷追不舍,终于查清了荞麦山、米粮坝、云南的名称的来历。便到老祖坟上,叩了头,述说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觉泪流满面。又经过一段时间研究,终于弄清了:“明洪武帝朱元璋派三十万大军扫灭元朝残余梁王势力后,三十万大军多半留守云南,这些军士的后代再未回到故土……明军进军云南,是在洪武十四年,距今刚好六百年……孙家二十年一代,已是三十代人了……”听到孙天俦的考证成果,法喇村民纷纷来请他考证自己家族的历史。失根、失忆的法喇人对自己的历史充满了虔诚的敬意和童贞般的好奇。

  学者戴莉认为:“法喇这个地方的孤独是先天注定的——现代的文明进不去,法喇的人也没有意识要走出来,于是日复一日地过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日子。孙天俦告诉自己的曾祖父孙运发——这是法喇辈分最高的孙家人,但是对法喇和外界一无所知——‘从法喇坐汽车经乌蒙到昆明,从昆明坐火车,顶多七八天就可到南京’时,所有的法喇人都吃了一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原来和现代文明这么近——从地理意义上说也许就是八九天的距离,但是比八九百年的距离还要遥远。”法喇人,一群连自己的历史都无法搞清的人,在封闭落后的环境里,与桃花源有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隔绝有相同点,却无法过上浪漫诗意的生活,也无法过上“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加焉”的上古先民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为着起码的生存,演绎着一幕幕悲剧、闹剧。他们在偏僻的大山深处,践踏着别人也损伤着自己的尊严,但他们浑然不知。这群大明帝国的子孙们被先进和文明抛弃了。

  三、现实因素

  钱理群先生认为:“于是我们注意到了小说的题辞:‘一个荒凉村’,‘廿年悲辛事’。小说所要描写的正是法喇村(它可以看作是滇东北,以至整个西部地区农村的缩影)二十年的变迁:这是一个日见‘荒凉’、日趋衰败的历史过程。这荒凉、衰败不仅表现在土地荒芜,生活贫困,更是精神的贫困,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这是‘精气神儿散了’。我们谈三农问题,往往着眼于物质层面,却忽略了精神、心灵的问题,这其实是更带根本性,也是更难解决的。而这正是文学所关注的领域。就我自己的阅读感受,《神史》一书对农村精神荒芜现象的生动描述,是最为触目也最发人深思的。”

  小说对孙家、吴家等家族之间的权力争夺有着入木三分的刻画。“天俦早从人们口里得知吴家在村内自恃家族强大,作威作福……吴明雄当了工人,吴明章退伍回来在县汽车队开车,吴光耀家一下兴旺起来,便开始在村内横行。吴光耀四子吴明义,当兵退伍后分在笨子洞供销社,因贪污公款,被开除回家,因上窜下跳,主意多端,人呼其‘虼蚤’;五子吴明洪,人称‘老豺狗’……爷几个自封‘法喇第一家’,根本不把崔绍武、姜元坤等看在眼里,更不用说人孤势弱的孙家了。吴光耀最大的心病是吴家在法喇掌不到政权,法喇的政权一直被总人口只有三十来人的孙家掌着,大煞吴家风景。几十年来,吴光耀等一直致力于从孙家手中夺权”,“但孙江成谨小慎微,至今二十余年,均未被击垮”。“随着人民公社体制改为区乡制,干部也作调整。孙江成已满五十五岁,被安排退休,支书生涯就结束了。吴家、姜家等大喜过望,拍手相庆:‘孙山弯终于倒台!法喇人民得解放,喜气洋洋做主人!’各处寻找门路,争夺支书一职……没想到孙家又斜空里杀出一人,把支书一职夺了,这人就是孙江才”。在法喇人的心中,权力就是势力的象征,有了权力就能让其他家族俯首称臣,就可以控制法喇的一切资源。这种心态从法喇历史上也可以得到印证,“单说那大红山梁子,是全县制高点和中心地带,谁要控制米粮坝县,就必须控制它。所以上百年来,山南北攻,山北南侵;山东西讨,山西东征。都在大红山拉锯,没完没了,只好谈判。先是人血染红整座山,盟誓双方都为吉利,共称其名大红山。几百年来法喇地盘上尽是营盘……环境育人,培育出来的法喇人野蛮、粗豪。解放以来的几十年,斗争照样不断”。

  家族内部残酷的倾轧。按理说,家族之间的争斗会让同一家族内部的关系更加紧密,但在法喇各家族内部却纷争不断,明争暗斗。就拿孙家来说,“孙江才当了支书,全村都说:‘亲兄弟当支书,孙江富可能被孙江才提拔一下了。’孙江才走到哪里,也信誓旦旦:‘不把孙江华大哥和我大哥扶持起来,我这支书也白当了。’没料第一批救济粮下来,莫说孙江华没有,连孙江富的也没有。孙江华与孙江成矛了一辈子,孙江成同样供应他救济粮。孙江富更是无论谁当法喇的领导,救济粮少不了。这下孙家大哗:‘说这个心黑,那个心黑,孙江才才心黑!’孙江华气愤之余,以孙江才心黑,苏联有领导人名赫鲁晓夫,便名孙江才为‘黑鲁晓夫’”。在孙氏家族那里,没有了可信赖的亲情,有的是嫉妒、算计和利益的纠葛。就在同一个家庭里,一样充满了争斗和冷酷。孙江成因马被自己的儿媳陈福英骂死,“就跑到孙平玉家树林里去屙泡屎,倒了耗子药到屎上,用棍子将药在屎里搅匀”,意欲毒死儿子孙平玉家的猪。孙天俦在学校里饱受饥饿之苦,祖父孙江成坐视不管,一文钱不借,竟然说要让孙子接受锻炼。像这样骨肉仇视,手足相残的事例在小说中不胜枚举。数代同堂、敬老爱幼、手足相帮的传统宗族秩序已然如梦。从家族内部的争斗中,我们看到一个充满温情的以差序格局为心理基础的农耕社会理想的终结。而新型的合乎人情、人性的聚合人心的组织是什么,我们至少在法喇村尚未看到。

  人性底线的突破。在金钱和物欲面前,法喇人的人性空前地失落了。掌控公众资源的人,要尽量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甚至无耻得超过了作为一个人的起码底线。在荞麦山卫生院工作的姜庆成是个典型,小说写道,“天俦立刻明白,惊叹姜庆成什么人都不分!连他亲舅子,也要设法编派两只猪火腿来吃下去”,“(王勋众)谈起姜庆成来,说:‘像这种人活得没意思呀!哪里叫干工作,尽是日嫖夜赌。膻的臭的,全然不忌了。给妇女安环,尽是爬上去整一通了才安。比禽兽还不如了。’”缺乏道德的支撑,贪欲和权力一结合,人会如禽兽吗?一个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么米粮坝县级领导路国众卖女求荣的劣行也就不难理解了。读《神史》老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凡跟公职沾边的人的灵魂几乎都是残缺的。在商业局工作的吴光兆,“文革”期间回家务农,“没吃的了,他就教妻子陈明星:‘你一天背个背箩,装着扯猪草到洋芋地里,拿把镰刀,见哪里土挣开缝了,就拿镰刀挖下去,就把洋芋带起来了。’”本来,娶亲下彩礼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要看对方的实力。可是在法喇,嫁姑娘等于卖姑娘,漫天要价,好比拍卖行拍卖商品,你出一千八,我出两千,厚颜无耻,无以复加。更让人震撼的是,随着打工潮的到来,流落城市的法喇年轻一代堕落得更为彻底!

  人的本质的存在究竟是什么,这是法喇人也是我们这个历经苦难的民族必须思考的。如果只有简单的物性的存在,缺乏精神、灵魂层面的存在,那人群必然只是简单的动物之群。由于法喇人在现实横流的物欲面前不能自拔,群体悲剧性的命运就不可避免。缺乏了博爱、友善、正直等美好的品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成为公行的准则,豪强者为所欲为,受尽欺凌的弱者在灾难里拼死挣扎,礼仪廉耻就是一个久远的梦幻……不幸的是法喇诞生了自己族群的天才、“摩西”——孙天俦,却没有谁懂得去保护他、支持他、听从他,这也许是法喇人最大的悲剧。然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人公孙天俦壮志未酬,死于一场由于开车的法喇人出于嫉妒而导致的车祸,法喇人亲手把自己的天才送上了死亡之路,法喇唯一的真人毁灭了,法喇唯一的亮光熄灭了。法喇这一人间舞台上演的悲剧落下了帷幕……

  总之,自然、历史和现实等因素造成了法喇的巨大悲剧。在一遍遍的反复阅读中,我一直未能摆脱沉重的心境。还是引用钱理群先生的一段话作结:“作者在送走了他的主人公以后,又写了这样一段话:‘朝日照常升起。它仍从无边的黑暗之海撕裂了升腾。有关事业、雄心和梦想的故事,仍在广大的人类身上展现着。只不过已不在一个名叫孙天主的人身上提起而已。’这是作者留给读者的最后一点希望,在作者去世以后,就几乎成了一个遗言:尽管现实是绝望的,仍要坚持奋斗。这诚然有些空洞无力,但仍是启示我们:路还是要往前走,不管有多么困难,还是要进行新的乡村建设与改造的努力。而要走的第一步就是先要‘观风俗’,敢于正视农村现实的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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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世祥:

  云南省昭通地区巧家县人,1969年11月出生。1991年昭通师专毕业后到巧家县中学当教师,如同《神史》中的孙天主一样,孙世祥由于对黑暗现状的无法忍受和无能为力,于1995年离开家乡只身到昆明闯荡并在《昆明日报》当上了记者。1996年进入云南省国家保密局工作,后曾下过基层县乡工作,也曾在云南省委办公厅文书处、信访处工作。2000年又回到保密局工作,由于工作上操劳过度和生活上的艰辛导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2001年10月6号因肝硬化不得不住进医院,一个月后病逝在医院里!

  孙世祥主要作品有:

  《神史》、《夜读》、《父亲》、《横跨世界屋脊》、《中国的世界战略》、《新孙子兵法》、《百年马楠》、《故乡》及其他的很多散文和诗歌……

 

编辑:陈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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