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与大理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09-03-02 17:56:59进入社区来源:大理文化网

  一个对南诏大理历史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科学提法,2002年10月在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大理市召开的《南诏大理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来自美、英、日、澳、瑞等国与中国国内和台湾20余所高校160余位专家学者所认同,这就是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中国,北有敦煌,南有大理”学说。费孝通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家和文史研究学术大家。

  有关大理历史文化事及其从事高教经历,他在《人民日报》1999年4月12日发表的《难忘西南联大》一文中言道:“我与清华、北大和西南联大有割不断的亲缘与情愫:我在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并入北大),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赴英留学归国后,于1938年———1946年先在云南大学任教授,1944———1946年兼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任教,讲授社会制度、民族学、社区研究等课程;1946年复员回京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改革开放后又兼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我的一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同清华、北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亲身经历了西南联大时期难忘的艰苦岁月。”

  西南联大期间,由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日军占领了云南腾冲、龙陵等地,时逢“滇西抗日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大理三塔寺扎营盘,干训团除军事训练课程外,特别从昆明西南联大请来名教授潘光旦、费孝通、曾昭伦、罗常培、张印堂、蔡维潘轮流在大理文庙内作演讲。讲中国文化,讲抗日战争,使干训团干部和学生以及大理地方听众深受爱国主义教育。费孝通先生在云南大学任教授兼西南联大任教时间历时8年里,除讲学之外,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调查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此间费孝通先生写有一篇在大理的纪实散文《鸡足朝山记》(后为白族作家那家伦、高万鑫收入《名家笔下的大理》一书)侧记了他与曾昭伦、潘光旦等一行对大理文化作探究调查的行迹。《鸡足朝山记》开头写道:“在船里等风过洱海,夜深还是没有风。倦话入睡。睡得特别熟。醒来船已快靠岸。这真令人懊悔,因为人家说我不该开头就白白地失去了洱海朝霞一幕最美的景色,还说什么旅行。可是事后想来却幸亏那晚上睡得熟,朝上又起得迟,不然这天能否安全到达金顶都会成问题。我们在挖色上岸。据当地人说,从挖色有二条路可以上鸡足山。一路是比较远,一天不一定赶得到,另一路近是近,可是十分荒凉,沿路没有人烟,山坡又陡。我们讨论了一下决定走近路,一则是为了不愿在路上多耽搁一天,二则也想尝尝冒险探路的滋味。何况我们人多马壮,一天赶七八十里路自觉很有把握。独脚潘公另雇一个滑竿,怕轿夫走得慢,让他们趁先出发。

  诸事定妥后,一行人马高高兴兴地在10时左右上路向鸡足山前进。” 1956年费孝通先生在清华任教。同年11月22日,中央政府派时任中央民族委员会委员的费孝通先生到大理祝贺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庆祝活动结束后,费孝通先生提出到州属各地察访历史。其时,白族学者李一夫陪同。李一夫在《大理文物工作亲历二三事》回忆文中记述说:“由于陪先生后到过弥渡、巍山、邓川、洱源、剑川,同时也到达丽江。每到一地,费老都要与知名老人就当地有关历史、民族方面的情况座谈。在凤仪县座谈时,谈到了历史上董法官家的一些传说和家世,费老非常重视,随即,我们驱车到达北汤天村,在董氏宗祠里发现经橱中堆放的大批线装经书、木雕天王像。

  费老非常仔细地查看后,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回到下关(今大理市,州府所在地)即向州里杨永新等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并提出大理州、县都没有保管条件,最好运到省里保存比较安全的意见。继后,这批文物先运回大理文化馆,由省里派省图书馆周泳先生来整理清点后运回昆明,四大天王像则留在大理文化馆。”对此次大理历史文化的察访,费孝通先生回到北京后,即在1957年《历史研究》刊第三期发表了《用文物补正南诏大理国的初步察访》文章。费孝通先生此后又几次深入大理察访。清明省知南诏大理历史文化,是他后来提出“研究中国,北有敦煌,南有大理”学说的成因。诚如他在《难忘西南联大》文中所言:“鉴往知来。回顾西南联大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对过去办学的成败得失具备清明的省知,而且可以承祧优良传统,给当今高等教育以启示与借鉴。”值得欣慰的是,2001年10月29日,融文、理、医、工为一体的综合本科大学大理学院在苍洱大地诞生,大理白族自治州苦苦追寻近半个世纪办高等学校之梦成为现实。在南诏大理国故都建立起这所现代大学为依托的历史文化研究范式,正承祧着先辈优良传统,以建设民族文化学科群为龙头,实践着费孝通先生的学说。

编辑:陈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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