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德化碑》的作者是郑回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09-02-26 18:49:43进入社区来源:大理日报

  《南诏德化碑》的作者究竟是谁?自樊绰的《蛮书》于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问世至今,这个问题尚无定论。有的人认为,碑文作者是“清平官王蛮利”,有的则认为是“清平官郑回”,又有人认为是“清平官王蛮盛”。诚然,只要我们根据史籍记载,准确把握文言文的行文特点,从多角度多方位相互印证,就不难发现并无王蛮盛这个人,清平官王蛮利、清平官郑回就是一个人,《南诏德化碑》的作者是郑回。

  樊绰的《蛮书》有太和“城中有大碑,阁罗凤清平官王蛮利之文”的记载。而“据樊绰自述及其他记载,不能说明其曾到云南城镇”,《蛮书》“绝大部分资料,乃根据前人记录”(方国瑜《<云南志>概说》)。由此可知,樊绰没有亲自见过《南诏德化碑》,只是根据有关资料或别人所说,就作了王蛮利为文的记录。而现代历史学家向达先生,抑或依据《旧唐书·南诏传》、《大理行记》等史籍有关郑回的记载,将“王蛮利”改为“郑蛮利”(郑蛮利即郑回),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能简单粗暴加以否定。

  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这篇历史佳作。这篇文章是元世祖至元(公元1264年至1295年)初年,云南行省成立,作者郭松年因事到云南并到大理,将在大理的见闻和感受作了真实记录。当时距元兵进入大理(公元1252年12月)约20年,大理基本保存了大理国统治时期的情况,又由于段氏统治大理300多年留下的记录很少,《大理行记》即成为研究元兵进入大理前后大理地区民情风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自然风光等的重要史料。关于“大碑”,《大理行记》有高度概括的记录:“阁罗凤以张虔陀谗构,乃杀之,陷唐鲜于仲通兵,因自结之吐蕃,受钟王,刻石记功,明不得已而改号蒙国大诏,立德化碑,使蜀人郑回制文,其碑今在;即唐代宗大历元年也。”(《景泰云南图经志》卷八,唐代宗大历元年,即公元766年。)看来,郭松年是较早亲见该碑的一位人士。纵观郭松年《大理行记》,把其所见所闻和有关史籍作比较,把其所记感受和当今人们对大理所感作比较,特别是把其对山川景物、秀美风光之惟妙惟肖的描绘和当今人们所见相比较,何其相似,足见其文笔朴实无华,记录客观真实,是一份可信度很高的珍贵史料。

  明代颇负文誉的白族作家、学者李元阳,在所纂万历《云南通志》中,首录《南诏德化碑》原文,善意地将“蛮盛”改为“回”,其因是“蛮盛”易于混淆,其根据应是郭松年“郑回制文”的实录,或者可以推测李元阳也见过碑文中“郑回制文”的字样,因为他首录碑文于志书之中,否则治学那么严谨,那么忠于实录精神的李元阳,怎么能糊里糊涂地将“蛮盛”改为“回”呢?

  再说,古人为文都要署名,表示负责。立《南诏德化碑》那么严肃重大的国事,肯定有撰文题名,《元世祖平云南碑》就是一个旁证。该碑碑额篆有“世祖皇帝平云南碑”八个大字,下面的碑文刻有“世祖平云南碑”的标题和“翰林院臣程文海撰”的作者署名。此碑据周祜先生考证,立于元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至今已有699年,仍保存完好,真是万幸。而《南诏德化碑》,据郭松年的记录,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今已有1241年,其间历经沧桑,受尽磨难,以致被荒烟蔓草覆盖,埋于泥土之中。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被云南布政使王昶发现,命大理府妥为保护,并将全文抄录在《滇南古金石录》(一为《金石萃编》)中;嘉庆三年(1798年)迤西观察使(按察使)李晓园(李亨特)就地建碑亭保护;辛亥革命以后,腾冲李根源把瓦亭改为石屋,题书“贮南诏碑亭”;解放以后,国家拨款修建了碑亭,以利人们游览参观。碑高3.97米,宽2.64米,厚0.6米,呈长方形,重约2吨,顶有榫孔,原碑有额,今无存。原碑文3800余字(不含碑阴题名),因剥蚀太甚,现仅存250余字,撰文题名也无存。幸亏郭松年《大理行记》有“郑回制文”的记录,才使我们知道《南诏德化碑》的作者是郑回。

  然而,有的学者根据碑文末段作者自叙家世的文字,认为碑文作者是阁罗凤的清平官王蛮盛,这似乎是有理有据的论断。但是,如果我们准确把握文言文一词多义、姓名称谓、多用典故和名词活用等行文特点,联系有关史籍记载,解读“自叙家世”的文字,就有完全不同的论断。“自叙家世”说:“蛮盛家世汉臣,八王称乎晋业,钟铭代袭,百世定于当朝。生遇不天,再罹衰败,赖先君之遗德,沐求旧之鸿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其中,蛮、盛家、八王、再、先君、旧等字词的意思应该认真推敲。

  蛮,我国古代南部民族,旧时也用以泛指四方少数民族。但是,在古代,蛮,没有野蛮、蛮横的意思。碑文中的蛮,应从《旧唐书·南诏传》所说的“有郑回者,本相州人”,“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曰蛮利”来理解。在文言文中,古人自称称名,如“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滕王阁序》,勃,是王勃的自称),也有专用于作为下级的自己对上级的谦称“臣”、“仆”等,如“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谏太宗十思书》,臣,是魏征对唐太宗的谦称)、“仆非敢如是也”(《报任少卿书》,仆,是司马迁对任少卿的谦称)。而且《旧唐书·南诏传》也有“蛮”字的单用,如“回久为蛮师”、“蛮谓相为清平官”。所以,碑文中的“蛮”,即有“蛮利”自称的意思,因他“久为蛮师”,又有谦称“臣”、“仆”等意思,因他已是“蛮”的清平官(宰相)。因此,蛮,实际上是碑文作者郑回的自称。

  盛家,豪门望族之意,因为盛在碑文中有兴旺、盛大的意思,可引申为豪门;家在碑文中有家族、望族之意。盛家与下文作为比喻的“八王”相呼应,上下连贯。

  八王,据《文白对照全译世说新语》记载,王姓大家族的八个有名人物,是“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他们是,王祥,晋取代魏以后,官至辅导太子的太保;王衍,西晋大臣,曾任晋怀帝丞相职位的司空、司徒、太尉;王戎,西晋“竹林七贤”之一,后来做了司马氏集团的官;王绥,王戎之子,少有美名;王澄,西晋时历任从事中郎、司空长使之职;王敦,晋武帝女婿,与从弟王导立司马睿为东晋元帝,后自任丞相;王导,与从兄王敦立司马睿为帝建立东晋有功,拜为丞相。唐刘禹锡《乌衣巷》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的“王谢”,即王导、谢安,是高门世族的代称。还有王玄,王衍之子,不详。碑文作者用“八王”比喻自己的祖先,意在显示自己出身门第高贵,不在表明作者自己是姓王的。这种写法与作者在文末用“吉甫”、“奚斯”比喻自己是连通的,是典故的妙用。同时,“八王”为名词活用,直接做“称”的状语,相当于“像‘八王’……那样”。这种用法在文言文中是常见的,例如“猱进鸷击,或能免乎?”(像“猱”“鸷”……那样。)

  再,有三个义项:①两次;②第二次;③重复。在“再罹衰败”中“再”作“第二次”之意,与碑文“诏女玉帛,百里塞途”相呼应,指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南诏攻破嶲州,所得到的子女玉帛塞满百里长的路途,其中就有嶲州西泸县令郑回。正如《旧唐书·南诏传》载,郑回“天宝中举明经,授嶲州西泸县令。嶲州陷,为所虏。”

  先君,去世的君王皮罗阁,与碑文“父子分师,两殄凶丑”相呼应。

  旧,在“旧之鸿恩”中指时间“以往”,即郑回于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被俘到“改委清平,用兼耳目”,以至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立“立德化碑”这十年时间。

  总之,“自叙家世”这段文字的意思就是,蛮利出身于豪门望族,世代祖先为汉家皇帝的臣子,他们就像“八王”称雄于晋代,创下业绩那样,铸造钟鼎,镌刻铭文,代代子孙昌盛,袭爵受封,一直到了本朝。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蛮利又一次遭到衰落失败,幸亏依仗先王皮罗阁留下的美德,得到我王阁罗凤的大恩大宠,升任清平官,用以兼作大王的耳目,倍加受到重用。

  凡此种种解读“自叙家世”,不仅与碑文末段中交代写作意图和忠于我王的肺腑之言连贯得体,而且与整篇碑文气势相通,文脉相连。

  综上所述可知,《南诏德化碑》的作者是郑回。

 

编辑:陈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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