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汉孟孝瑶墓”蕴藏着一个惊人的故事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09-02-19 21:51:49进入社区来源:云南在线

  从昭通县城南行约10里,烟需中隐隐可见一个小村庄,当地称“白泥井”。在村中一家姓马的房子旁立着一座墓碑,恭正大度的颜体书丹于碑石之上,俨然写着“汉孟孝瑶墓”。究其实,此墓是清末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而立。清人立汉墓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此中蕴藏着一个惊人的故事,它关系到云南碑刻史中一个重大的事件。

  今100年前,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白泥井这家姓马的农民主人叫马宗祥,在不经意间发现一块石碑,碑首残断,间有泐痕,形制苍古,谁也不知此碑的由来和年代。

  这个发现引起了金石考据家们的好奇,于是,围绕此碑,金石界展开了颇具规模的争论。为了保护原碑,人们将此碑迁移到昭通风池书院(今昭通第三中学),立于壁间,而在碎石出土处——白泥井马家房屋旁立下墓碑一块,宣统元年十月,由书法家李临阳正楷大书“汉孟孝琚墓”于其上以为纪念。原碑拓片后在天津《神州国光集》上发表,一时间,金石界为之震动,海内名家如吴絅斋、罗振玉、杨守敬、王仁俊、黄鹿泉、梁启超等,以及滇省名人赵藩、陈荣昌、袁嘉谷、方树梅、由云龙、张希鲁、谢饮涧等,各抒己见,各出断言。

  从书体上看,这块碑是汉碑,但因上半截残断,碑有干文“丙申”二字但无年号,究竟何年所刻?从汉高祖二年到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前205年到公元216年)之间,共有8个“丙申”,究竟是哪一个“丙申”?于是,有说西汉成百河平年的,有说东汉光武帝建武年的,有说东又和帝永元年的,有说东汉恒帝永寿年的,有说东汉献帝建安年的,不一而足。后经多方考证,确定为东汉恒帝永寿二年(岁次丙申,公元156年)所立。后来金石家谢饮涧更进一步考据,认为:墓主孟孝瑶卒于永寿二年,但卒年并非立碑之年,因碑文中有“十月癸卯于茔西起攒,十一月乙卯平下怀抱之恩心”等字,只有次年即永寿三年的月、日干支才与碑文相符。即是说,墓主卒于武阳(今四川彭山)是在永寿二年,但从彭山发枢回返云南昭通并非一日一时可就,以当时交通,需要较长时间,而当年属“流年不利”,未可入葬,只好在祖坟用土暂为封存,次年(永寿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启封,十一月二日落葬,所以立碑当在永寿三年十一月安葬以后。

  此碑属滇碑中发现年代较晚的,但立碑时间却早,金石界之所以苦苦细究立碑年代,是因为它关系到滇碑发韧的时间上限。书法界历来认为云南碑刻属明清以后的为多,此前为少,汉碑绝无,清末人黄炳堃就说过“滇南无汉碑”,而《孟孝琚碑》的出土,成为一个有力的反驳。而且,在《孟孝琚碑》之后,又在昭通、昆明发现了《建初九年刻石》(公元84年)、《延光四年刻石》(公元125年)等汉代碑刻,皆是确凿的证据。

  原碑之高今巳无法目睹,残碑高1.33米,宽0.96米,文行15行,每行残存2l字,共存260字.因而又称为《孟琁残碑》。前五行叙孟孝琚生平,间六行为四言铭辞,第十二行为七言“乱曰”,末二行为立碑题名。碑之左右两侧刻有青龙、白虎形纹,碑下刻邑蛇(玄武)之形,如上半截能找到,想必是朱雀之形,因为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四神,是汉代普遍为尊之神,也是汉墓立碑的规矩。

  孟孝琚是昭通的“南中大姓”,昭通在东汉时代称为朱提,孟姓是大姓之一。碑中载道,孟孝琚原名孟广,字广宗,后改名孟琁,字孝琚。“琁”“琚”的取名来自《诗经·卫风》中的《木瓜》一诗:“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古字“琼”“琁”相同,与“琚”惧为美玉。孝琚之父做过武阳县令,他12岁就随父到任,读过《韩诗》、《孝经》,与蜀郡何彦珍之女有婚约,可惜未曾完婚就去世了。因此,其父’广分悲伤,在“乱曰”中痛悼其为“(遐迩咨嗟凤)失雏,颜路哭回孔尼鱼,瘪台忿怒投流河,世所不问如(之何)”。碑文运辞古雅,用典甚多,感情卞沛,催人泪下,如:“四时不和,害气善溢。哇命何辜,独遭斯疾。中夜奄丧……忽然远游。将及幽部,归于电丘。凉风渗淋,寒水北流……”

  此碑是研究汉代云南与中原文化渊源关系的重要史料。东汉之际,“南中大姓”不仅在经济上接受中原生产技术的影响,而且仰慕中原文化并深受其熏陶,碑中有“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的话,可见时人对孔子的尊崇和对其行事的感悟。从考古学界在昭通地区发掘出的许多东汉时代汉式器物的参证中,可知汉文化在当时的云南已经相当普及。

  《孟孝琚碑》在书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1915年,金石大家罗振玉将其用双钩摹出,全文刊载在《汉晋石刻墨影》上,称它是“海内有数之瑰宝”。此碑不但在国内有名,在日本昭和二年(公元1927年)出版的《书道全集》中也曾刊载并受日本书界的推祟。

  碑文系方笔隶书,取势横扁,左右舒展,笔划瘦劲古朴。行格满密,绝不循规蹈矩,如“擂台”等字几占一格半,大有突破成规之势,体现出纯朴的韵味,在汉碑中别具一格。此碑字体在篆隶之间,以隶为主,兼通篆意。其隶书又饶汉隶今隶的韵致,因而梁启超在题跋中称道:“见此碑可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皆与书学有关系。”并赞其为“真稀世之宝矣”。

编辑:陈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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