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孙髯翁与昆明大观楼长联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08-11-19 15:23:18进入社区

  云南昆明的大观楼长联,自清康熙年间问世以来,被誉为“海内第一长联”,作者孙髯翁也因此誉满海内,“为世所称”。

  但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云南同时有两个孙髯翁,一个是昆明的孙髯翁,一个是曲靖的孙髯翁,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二髯翁即是一人。

  昆明的孙髯翁,生卒年分别为1711年、1775年,名髯,号颐庵,晚年自号蛟台老人,原籍陕西三原。本人著作,据嘉庆十三年(1808年)编纂的《滇系》载:有“滇诗数册”、“翁曾修云南县志、纪、表”及受人称道的《拟输捐直省条丁缓征逋欠谢表》。曲靖的孙髯翁,生卒年分别为1666年、1749年,名璚,字蕴石,号耕坞,晚年自号鹤髯老人,亦称髯翁,原籍江苏新安。本人著作有《鹤髯老人草册》、《梅花百咏》、《红叶楼记》、《澹一斋印谱》等。

  从二髯翁的出生年代、生平经历、著作、思想脉络等等来看,使我对长联的作者问题不禁产生了许多质疑。为了澄清历史的误会,弄清长联的作者到底是哪一位孙髯翁,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就大观楼长联的作者问题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关于长联问世的时间问题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王朝粉碎了吴三桂叛乱集团之后,云南社会出现了一定的安定、繁荣境况,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始筹建大观楼。六年后,大观楼已初具规模,一些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即来这里登临赋诗,写下不少诸如“为爱湖光观不尽,故迟明月醉芳舟”等粉饰太平盛世的俗句。

  这时,有人针锋相对地一扫俗唱,写出了这副影射比喻、含蓄隽永、具有深广社会内容的大观楼长联来。那么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以后的康熙年间,这副长联到底是哪位孙髯翁所作?

  根据不少资料及有关书籍,称“大观楼长联自清康熙年间问世以来”或“清初撰大观楼长联”或“长联为清康熙年间贫寒诗人孙髯所作”等等。

  如果说大观楼长联是清康熙年间问世的,那么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昆明的孙髯翁,怎么会是长联的作者呢?从长联”一扫俗唱”问世的时间来看,昆明的孙髯翁也许还没有出生,也许还只是一个孩童。

  而曲靖的孙髯翁,则是一个“历览名山大川,性爱山水,不与俗伍,每出一句,拟予典坟”的人。又恰恰在这期间“康熙癸酉年(三十二年)随郑国谌由滇人蜀,丙子年(三十五年)辞归”,后闻大观楼建成,即由曲靖到昆明游览。是时曲靖的孙髯翁已是年约四十左右,由他来一扫俗唱,写出这首“不与俗伍”的长联来,我认为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至于有人说长联是清乾隆初年问世的,这可以说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也是不合情理的,不过是一种牵强附会之谈而已。话又说回来,即便是乾隆元年问世的,而这时昆明的孙髯翁不过30多岁的人,又怎么能称“髯翁”呢?据说,因为他一出世“嘴角就长着小胡子”,故名“髯”。不过“髯”与“翁”二者是不能划等号的,因为有“髯”者,不一定皆是“翁”。何况我国自古就有“50称叟,60称翁,70耋年,80耄寿”的称谓,恐怕对谁也不能例外。

  二、《滇系》为何没记长联的问题

  《滇系》是一部补《云南通志》的云南志书,由清人师范纂写,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刊印出版。

  师范与昆明孙髯翁是同时代的人,交往甚厚。特别是孙髯晚年移居咒蛟台后,师范曾经常去看望他,“相互询,乃以诗请”。然而师范在这部志书中,虽为孙髯写了小传,记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而有关长联的问题却一字没有提到。不过,诸如孙髯“中岁客大理”时,见太守王公懒不治事,曾作“龙王不下栽秧雨,躲到苍山晌日头”的竹枝词以讽之,这些均收于《滇系》之中。相比之下,长联却没有收入,这显然不是师范的遗漏或失误。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励中说:“师范与孙髯有交情,所说事迹可据信。”师范为什么没有把这“海内第一长联”记在孙髯头上,这就恰恰说明长联的作者不是这位昆明的孙髯翁。

  三、阮元篡改“古人对”的问题

  阮元,字芸台,道光六年至十一年(1826~1831年)任云贵总督,这个清王朝的忠实僚臣,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把长联中讽刺封建帝王的字句进行了篡改。

  阮元的拙劣篡改,遭到了广大群众的纷纷指斥。当时,有人讽刺阮元是:“软(阮)烟袋(芸台)不通,萝卜、韭菜葱。擅改古人对,笑煞孙髯翁。”

  这首讽刺诗的出现,距孙髯卒年的乾隆四十年(1775年),约莫50年左右。而50年左右的时间,不论从通常的习惯上讲,或是从历史的计算方法上讲,都不可能把50年前的人夸大为“古人”。更何况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阮元,与孙髯还是同时代的人。正如我们今天不会把解放初期(1950年左右)的人,就称之为“古人”吧!

  如果说是“古人”的话,这位古人无疑应当是生于康熙五年的曲靖孙髯翁。因为从时间上来讲,距阮元篡改长联毕竟是130年左右了,这还比较合乎逻辑。

  四、长联是“昆明孙髯翁先生旧句”吗

  大观楼长联自清康熙年间问世以来,曾经程月川(浙江巡抚)、阮元(云贵总督)等人的多次篡改;道光年间对大观楼又进行过全面整修;咸丰年间大观楼与长联均毁于战火;同治年间又重修过大观楼。由于这些历史的原因,大观楼长联的原貌早已无存了。

  光绪十四年(1888年),云贵总督岑毓英重立长联时,也许对云南同时有两位孙髯翁并不了解,也更谈不上去认真考证了。加之昆明的孙髯翁因代云南督抚写《拟输捐直省条丁缓征逋欠谢表》而“名垂一时”,以及师范在《滇系》中的推崇,使孙髯在社会地位上和人们的思想上都有了一定的影响。惜乎世人品评书翰,又往往犯了一个“以名取人”的弊端,所以就在当时的“岑联”上写上”昆明孙髯翁先生旧句”。1931年,由云南省通志馆馆长周钟岳等编纂的《新纂云南通志》,自然就以“岑联”为据,以致使大观楼长联的作者问题一下子变得“史有定论”了,似乎这种张冠李戴也就“天衣无缝”了。

编辑:陈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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